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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疗救,就只能靠我,只能靠你们,一起努力。我不管是儒学的道统也好,还是净土宗的弥勒,或禅宗的明灯都好,我只希望火种能一代代被贤能传承下去,打破韩退之你所说的大小循环,不用等待什么大恶和大贤大圣,而是人人都能为圣贤,为的不是争这个世,而是为了救这个世,让它能前进,向着光明前进。”这时高岳才转过身来,背对着滚滚东逝的长江,对两位沉思着的人说到。
“这,该如何救?”
“本道想真正增殖百姓的财富,此其一。
本道希望国家和百姓间,除去元额和常赋外,有更多的取予的途径,此其二。
本道希望普天之下,在钱的方面,能定于一,将来钱和国能完全对等起来(天朝几千年都不曾有过的主权货币),然后人们可以凭借‘国钱’,自由地互相转通货殖,并且能用这国钱,将九州之外的土地紧密地结合在华夏的羽翼之下,此其三。
本道想让官吏和百姓,不要光顾着看德,也要看到利,兴元的织机意义便在于此,在道德规范下的逐利并不可耻,此其四。”
韩愈着实有些被吓到,他的眼前好像出现了一副生动的画面,他理想的“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伦,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即男耕女织、封闭自然的乡村,在高岳的这番话语下彻底坍塌了:村落原本淳朴的百姓,看到雪般的白金(银子),提着黄亮亮的铜钱,明白这带着魔力的金属能换来一切东西,都发了疯似的,他们扔下了农具,抛下农田和桑树,背井离乡,无拘无束地穿梭在山路或水乡间,哪里能得到银钱,就前去那里,‘家门’解体了,‘乡党’崩溃了,无论是商贾还是农人,还是工匠,在外或家里都带着秤盘或算珠,锱铢必较,测量着钱币的重度厚度,国家的血液再也不是圣贤们的训诫,而是白色的银,或者金、铜——这种情景,比韩愈先前设想的“兴元革命”景象还要刺激,还要让人惊骇。
此刻韩愈抱起脑袋,对高岳说:“如此来,一乡之间一村之内,东户无钱则贫,西户有钱则贵,上下竞相构利,无不逐金银,道德可就完全坍塌了......”
可柳宗元却似乎懂了些,“兴元织机相传一日之功,可抵五人,乃至十人。那也即是说,而是于津要处设集镇监司,如有五十张织机,即相当二百五十人之功,然则一人一机足矣,那么二百人的功用便冗余下来,省功的话,棉布或丝帛之价必然会降低,那么很快全天下既能遍有布帛。”
“可人功的酬直也要下降四五倍!”韩愈愤然纠正说,他认为柳宗元只是看到了好的方面而已。
高岳说:“退之只见其一,不见其他。既然发明机巧,可以让酬直下落,那么商贾坊主很快就会趋之若鹜,以求减省本钱。至于冗余下来的人功,便能用于其他方向,比如可烧瓷,可搬输,可做其他任何事,既然财富都是人所创造的,如是财富才能真正得到扩张增殖,财富愈多,商户、廓坊户愈多,朝廷、官府可以抽取的税钱就越多,且不用增加元额,也无需在国家有事(比如战争)时过分横征暴敛,因为这两种人户交纳的两税,全是现钱。”
“既然税钱多了,那么就得需要更多的钱来转通。这也就是卫国公所言的,不但要铸更多的钱来,且光是铜钱,也不甚得力了。”柳宗元很敏锐地举一反三,“那样金银就必须得加入进来。”
高岳颔首,“农人、匠人数日劳作所得,非常寡微,以铜钱结算就可以。然想要商贸扩大,征赋便利,非金银不可。”接着他说到:“比如白金,往日都铸成铤、锭,全无体统,本道准备雇佣波斯大食的工匠,能将白金铸造成钱,定于一,为国币(韩愈惊恐地想,凭什么你铸造的就是国币)。”
在天朝的语境内,钱专指铜钱,因为天朝几乎从来不曾把金和银铸造为钱币。故而在后来和西方的贸易里,与西方铸造精美、成色稳定的金银币一比较起来,天朝的银因无固定款式、成色混乱粗糙,便吃了极大的亏(比如清政府历次赔款,条约里写的是多少两白银,可最终列强不认可清政府的银,所以还得折换成如墨西哥银元赔付,在此过程里又被宰了一刀。)
此刻韩愈产生了新的疑问,“只知江南西道信州等数地有白金出产,西北又有陇西秦州有产,最近又听闻卫国公在军衙里说过,福建五州也产白金。故而卫国公若只在淮南一地行白金为钱币,应当足够,可要推广其为国币,我恐山川所产,不足以转通天下所需。”
这时高岳很平淡地告诉韩愈和柳宗元:“退之说得没错,陇西、安西、江西和福建诸地所产白金,是完全不够的(天朝自古以来就极度缺乏贵重金属),但还有个途径能得到白金——南诏、婆罗洲,还有海东的日本,都有这种东西,只要我们把它们给引入进来,不但可供本国转通,还可牢牢控制住这些国度,若它们不驯服,便使用武力去争夺。”
韩愈大惊失色,卫国公的意思是?可能要为了白金,对这些国家施行商贸,甚至,甚至是战争......
驱赶军队发起战争,只是为了得到白金,附带着还会掠夺人力,这,这,这完全不符合历朝历代的道统!
对此柳宗元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他那时在过堂拜谒高岳时,曾大谈讨伐和侵攻间的区别,可没想到马上我唐也要开始为了金银,去侵攻别的国度了吗?
韩愈在《兴元革命论》里,曾经预想的情况,怕是不久后就要成真了!
一个甲子六十年,所谓的历史循环,这是韩愈自己能力所能预料到的极限,然而高岳,他面前的卫国公,根本没有被六十年这个数字所拘束。
就在这时,恰好一阵号子声响起,高岳指向广陵其下的江面,韩愈和柳宗元上前来观,他们才了解到高岳的行为,是绝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的:
两艘各有八千斛的新大海船,船帆扬起,若大鹏鸟的垂天之云,正怒而从风,劈波斩浪地向着更东面的海洋而去。其旁侧还跟着不少小一圈的异国海船,起起伏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