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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拙诚没有说的是:前世的物价比现在高多了,在这帮大佬的带领下还不一样涉险成功?而且这一世的物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量出口引起的,与前世的物价上涨xìng质不同。大量出口一方面固然造成了国内物资相对地短缺,但另一方面也让很多老百姓口袋有了钱,国家财政比前世宽裕了许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和老百姓都比前世有了更多的承受力。对于物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许它比前世上涨更多。
当然,这种容忍度必须建立在改革物价,改善企业的经营体制上,必须让老百姓知道物价上涨是暂时的,将来大家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否则,只看见物价上涨,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好处,那么天下很可能因此而动荡。
郭拙诚知道,如果把他刚才所说的、刚才心里所想的事说到外面去,他铁定会被老百姓骂死,会说他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还容许物价上涨。但他又不得不这样向zhōng yāng领导建议,因为物价的改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边进行物价改革一边强行让物价降低,除非这些大佬是神仙,能一下变出无数的物资来。
物价上涨,这是全国人民必须接受的阵痛,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前世中国在进行大规模物价改革的时候,其物价几乎翻了一倍,最后成功着陆,从此理顺了物资流通环节,不再有价格双轨制,不再普遍存在计划内物资和计划外物资的价格相差天差地别,把建国以来几十年积累的问题一并给解决了。很快,老百姓的rì子一天天好起来,家庭越来越富裕。
与中国的改革相比,俄罗斯的物价改革则失败得多。以前相比中国富裕得多的俄罗斯人在那几年几乎一下变得赤贫,国有资产和老百姓手头的钱都如流水一般流到了国外资本家手里,流到了国内少数有权有势的新贵手里。
虞罡秋不知道一下子想了很多,他说道:“看来我们几个老家伙第一次把你想错了。我们几个都以为你在下面调查这么久,一定会极力建言制止物价上涨呢。哎,真是老不中用了,竟然把你小子都看走眼了。”虽然叹着气,但他脸上的表情显然是高兴。
郭拙诚郁闷地说道:“难道我在你们领导的心目中就那么浅薄吗?”
虞罡秋笑道:“如果你不浅薄,为什么你在徐洲市挖陷阱让人钻,那是一个高级干部应该做的吗?你应该堂堂正正地给他们指出来,告诉他们错在哪里,应该怎么改正,而不是……,呵呵,你小子,我简直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是不是想当宋朝的包拯包青天?在苑同县是这样,在香港也是这样,现在在徐洲闹的动静更大。你就不能消停一下,让大家都安静几天?”
郭拙诚认真回答道:“自古以来道分正奇,无论是用正道还是用奇道,或者是正奇相济,都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了,怎么做是效果最大最好的就采取怎么样的办法,而不是一成不变。就说这些我在徐洲市做的事,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他们绝对知道!
国纪国法都有明文规定,他们不可能没有学过。规章制度他们比谁都清楚,组织上肯定也不是一次或两次告诫他们,而是经常告诫他们,他们学习的次数绝对在十次、二十次以上,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们老子天下第一,失去约束的时间太长了,习惯变成了自然。仅仅是有人告诉他们的错误,仅仅指点他们那些地方不对,仅仅靠他们自己改正,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
如果我当时摆出自己的身份说出来,我相信能达到处罚犯罪分子的目的,但也就是这一次而已,过后不久他们又一样会恢复常态。现在我国的法律本来就不完备,还需要法律工作者尽快制订更多更好的法律,适应时代发展的法律。可是,我们有的人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还故意扭曲这些千孔百疮的法律,还故意在上面钻几个空,打几个窟窿。这危害就很大很大了,造成的影响也非常不好。
这次我以身作则尊重法律,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只是想给有些领导树立一个榜样,终究效果如何,我不敢肯定。而且,我也知道,我这么做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甚至连标都治不了。但是,只要我的行为能改变几个官员的心态,只要有几个干部对法律和程序有敬畏感,那我就知足了。……”
“好!要得!”郭拙诚正说着的时候,后传来一声洪亮的声音。
这带着川昌省口音的声音,郭拙诚一听就知道是谁。他连忙转过身,客气地站到一边,看着最高首长带着一帮大佬走了过来。
从他们的样子可以看出他们是从另一个会场赶过来的。
郭拙诚连忙招呼道:“首长好。”
最高首长健步走来,伸出手,一边握着郭拙诚的手摇着,一边说道:“你这句话说得好,我们的各级干部应该对我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有敬畏感。这件事你做的并不鲁莽,也不草率,很好!我从你身上看到一个年轻干部的拳拳之心,看到了我们的未来和希望!法制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石和保障,必须加强!”
最高首长的话自然是高屋建瓴,总揽全局。
不少的官员在用心领会最高首长的指示,有的官员在思考法制建设从哪里入手,更多的官员则羡慕地看着郭拙诚,其中不少嫉妒的目光:在短短的几句话里,最高首长一连用了好几个“好”字,这该是一件多少值得自豪的事情。
郭拙诚心里有点惭愧,也有一点惊喜,但还没有达到失态的程度。他谦虚了几句后,跟在领导后面进了会议室里面。
显然,最高首长等人提前到了,准备会议室的工作人员有点手忙脚乱。
郭拙诚也很自然地加入到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摆放茶杯,添加开水。
五分钟后,最高首长扫了一眼,问道:“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与会议无关的人员迅速退走,刚才谈笑风生的会场一下安静下来。
虞罡秋副总理主持会议,他先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将发言权交给了程蕴副总理,请他向与会的领导汇报1981年的经济情况。
程蕴副总理很快就把发言稿打开说了起来。听着他报出一个个数据,不但程蕴自己很高兴很自豪,其他人更是满面chūn风:经济形势喜人!
最高首长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目光不时扫向郭拙诚这边。
虽然参加会议的这些大佬不是重生者,他们并不知道历史上的1981年的经济是如何的糟糕,但不妨碍他们的惊喜,因为他们可以通过1981年的数据与1980年的数据进行比较,1981年比1980年经济增加百分之十三点三,其中军工和与军工有关的行业就贡献了近十个点,可以说有点骇人听闻了。
如果只计算军工和军工有关的行业,其增加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二百三十七点一,等于在前年的基础上增加了二点三倍!要知道这还是伊朗那边还有很多货款没有到账,他们用油田来折抵,否则的话这个数字还要增加一些。
想想也可以理解,以前中国出口的武器太少,有的干脆是白送,如支援越南,支持非洲某些国家,现在是按国际军(火)价格的高价卖,而且伊拉克和伊朗处于战争中,胃口没有填满的时候,生产多少人家就拖走多少,效益能不翻倍?
就如一个新企业生产了一种产销对路的产品,在暂时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效益自然飞飙,特别是基础数字很小的时候。
等到将来有了竞争对手,或者买方需求量减少后就不可能再有这种速度了,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
程蕴副总理最后说道:“……,总的来说,1981年是胜利的一年,是令人鼓舞的一年,是飞速发展的一年。我们在经济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广大军工企业、军工人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的军工企业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过大,蕴含了太大的风险。这是历史形成的,是以前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所造成的。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们必须扭转这种情况,让更多的民用企业崛起,大大增加民用企业在企业中的比重。这也是今天会议的一个议题,如何实现军工企业的顺利转型。
1981年的国民经济根本好转,不但为我们军转民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也为我们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些基础,我们可以放手大干,我们可以从容地、稳妥的进行相关改革。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农业生产继续保持了持续发展,粮食产量自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一直在稳步地增长。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现在我们有钱有粮,而全国的经济状况又到了非深入改革不可的地步。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有关改革立即动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