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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进剿人民军，老蒋一共动用了29万左右大军，可打了一个月，徒劳无功不说，各路进剿大军竟减员14万多，实打实地是折损过半若是再加上各部现有伤员，那损失数字还要增大。
由于受到人民军的重点打击，孙殿英的7万多人马现在减少到两万多，比该部北上热河时的兵力还要少，41军也成了各路进剿部队中损失最惨重的；马鸿逵、马步芳两部共5万兵力，现在也就两万出头；庞、萧、王、孔四部5万左右兵力也减少到3万左右。也就是说，整个北路军原本17万多大军竟减员近10万，是真正的折损过半
陕西境内5万多兵力的东路军，则减少了两万多兵力，减员近半。
南路军胡宗南、鲁大昌部的5万兵力，虽然也减员两万多，看上去似乎和东路军情况差不多，但实际上的损失却比东路军要严重得多。鲁大昌部先在礼县丢了6千兵力，后在宕昌司又丢了3千多兵力，这都是切实损失。而胡宗南部采取的是节节抵抗，节节败退，因而该部将伤员全部给撤了下来，也使得第一师战场减员只有1万多。但第一师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病员中，至少还有3千多因伤无法重回部队的，这样一算，南路军的损失也在一半左右。
至于西路军马步青部，上报的损失是战死1千多，轻重伤员4千多，实际减员在3千左右。
进剿大军兵力损失如此之重，一大原因是各路进剿部队遭到人民军猛烈反击后，除了胡宗南部、马步青部外，其他各部都形成了大溃败，各部的伤病员和绝大多数辎重全丢给了人民军不说，还有不少逃不迭的官兵也成了俘虏。
看着眼前杨虎城、马鸿逵、孙殿英、胡宗南、马步青等人上报的损失情况，老蒋震动非常。这股“民匪”在短短3年时间里将西北搅了天翻地覆，现在又一举击败29万大军，使各部遭受如此重创，并且还打开了通向新疆的通道，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惊叹之余，老蒋派人将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找来商量对策。
在人民军于31年占据甘肃、宁夏的时候，杨永泰曾建议老蒋与人民军接触，主张对该部招安。但后来因九?一八事变爆发打乱了原定计划，加上马福祥等人进言清剿，老蒋又把西北列为将来对日作战的战略大后方，也认为还是快刀斩乱麻从速平定“民匪”得好。于是，便有了第一次对人民军的围剿。
既然有了第一次围剿，双方已在战场上见了真章，那第二次也随之而来。加上刚刚结束的第三次进剿，南京已失去了对人民军招安的最好时机。
接连三次对抗南京当局成功，即便人民军答应不与中央作对，那提出的价码恐怕也是老蒋所不能接受的。
在看过老蒋递来的杨虎城等人上报的损失后，杨永泰便在心里快速谋算起来。沉思了一会儿后，杨永泰开口说道：“西北‘民匪’势渐坐大，但我以为该部眼下并非中央急需处理的头等大事。整体上来说，解决西北问题现在宜缓，从时间上看，优势在中央这边。”
老蒋闻言，精神一振。他知道杨永泰看问题很有独到之处，当下便催促道：“畅卿，你仔细说说。”
“眼下中央的头等大事，一是五次围剿，二是处理好与南边福建陈铭枢等人的关系，三是稳住华北。只要做好这三件事，等中央腾出手来，西北问题不在话下。”杨永泰侃侃而谈，“西北地瘠民贫，当初冯玉祥盘踞陕、甘、宁、绥等省多年，甚至和阎锡山联手都未成气候，何况现在的‘民匪’？再说，西北历史问题复杂，各民族间因当初回乱积怨甚深，‘民匪’占的地盘越多，反而越容易出问题。”
五次围剿是老蒋亲自督阵的，重要性自不消说；华北因日本人和一些大小军头在，同样需要重视；而福建的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11月11日会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时，坚持其另组政府的主张，林森劝说不果，只得于12日离开福州。广州政府的问题解决不久，却又要闹出一类似的局面，这着实让南京的国府要员和在南昌督师的老蒋头疼。
在此局势下，杨永泰认为西北问题眼下可暂且放一放。在他看来，自清朝同治年间陕甘等省回乱以来，数以千万计的屠杀使得西北的民族关系充满了各种恩怨，加上现实利益纠葛，这绝非一个新生势力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
再说，西北地瘠民贫，人民军要想发展壮大，非要下大力气整顿境内不可，冯玉祥当初身居高位，用5、6年时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人民军在外部围困下，短期内就更难解决。
况且，人民军现在不但进入青海河湟谷地还打开了进入新疆的大门，随着其向青海、新疆的推进，不但要进一步分散兵力，还要面临一系列难题。青海方面，有英国人扶持的西藏势力入侵的问题；新疆方面，不但民族关系更为复杂，而且地广人稀，各方面生产落后，又北有苏联人、南有英国人，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绝非人民军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
分析了人民军所要面临的问题后，杨永泰又道：“就眼下形势而言，若‘民匪’只固守甘、宁两地，稳步经营以对抗中央，那将来确实会造成不少麻烦。可现在‘民匪’不但进占河湟谷地和陕北，还把手伸向新疆，实属不智。‘民匪’所占地盘东西相距有几千里，这么大的区域，势必使得其力量进一步分散。等中央腾出手来解决西北时，‘民匪’也定然因种种消耗而疲弱，正好可以一举解决。”
仔细想想杨永泰的分析，老蒋觉得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心中宽松后，脸上也就有了笑容。不过，对于人民军进入新疆，老蒋还是有些顾虑，又问道：“若是‘民匪’入疆，那他们有没有可能和英国人或者和苏联人勾结一气？”
若是出身草莽的“民匪”和外国势力勾结上，得到强力外援，那事情可就有些大条了。凭“民匪”现在的势力，若和苏联人勾结起来，会远比眼下正在围剿的中共势力更难对付。
“这个可能不是没有，但我认为基本上可以排除。”杨永泰仔细想了想，解释道，“‘民匪’占据甘、宁两省以来，从未见其对中央打击‘赤匪’做过任何负面评价。由此，应可判断出，‘民匪’对苏联所宣扬的那一套并无好感，应该不会和苏联人勾结。至于英国人，在‘民匪’进入南疆前也不太可能与其勾结上。”
有了杨永泰的分析充做定心丸，老蒋的心思也活泛起来，当下沉吟道：“既然如此，那便要严加防范‘民匪’再向周边扩张，将其逼迫于西北一隅，以利中央今后从容解决。”
“均座高见，正是这个道理。”杨永泰适时地恭维道。
就一般情势而言，杨永泰的种种分析也确有道理，西北有着太多的问题，单靠西北自身很难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人民军想要发展壮大，要么自食其力，要么向当地民众伸手。但前者使其难以在短时间内进一步发展壮大，后者则是涸泽而渔，会进一步加深西北民众与人民军的隔阂，甚至会引发各种冲突。等人民军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再发展到与南京政府对抗的地步，肯定需要较长时间。而届时，南京方面处理好其他问题后，就可腾出手来解决西北。从时间方面考虑，南京当局占有明显优势。
可惜，赵振中等人的出现，以及筹谋多年为西北所预先所做的准备，爆发出来的能量决不是杨永泰所能想象得到的。
在根据地开辟后的一年内，先有九?一八，后有一?二八，期间老蒋又一度下野，而华北当时又在张学良管理下，种种有利时机使得人民军不但依靠外来物资输入度过了最为关键的时期，还为根据地未来的发展储备了许多必需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
有了雄厚的底蕴，西北根据地建立至今，人民军不但没有向民众伸手，还免除了当地民众两年的田赋，赈济了数以百万计的灾民，并通过分配田地、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推行教育等一系列措施，使民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彻底树立了人民军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缓和了当地的民族关系。
在32年夏粮收获后，西北根据地在粮食上不但做到了自己自足，还有一定剩余。加上各处正在进行的工农业建设，使得人民军对其后的作战行动更有了底气，并一步步发展壮大到眼下横跨5省区域的地步。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杨永泰对西北根据地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其分析所依据的前提与事实相差甚远，其结论与将来的结果相比，自然也就大相径庭。杨永泰认为的种种难题，赵振中等人凭借此前多年所做的充分准备，解决起来虽然有些劳心劳力，但却都在短短两三年内得以克服。
而且，西北根据地正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时间越往后延，变化也就越大。当它真正展露出其底蕴的时候，绝不是老蒋南京政府所能企及的。
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内对“民匪”的政策，老蒋宽心不少，但随即，福建局势的变化把老蒋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11与19日，陈铭枢电复老蒋，明确拒绝其劝告，打定主意要重组政府。
20日，福建事变爆发。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并公然宣告废除国民党
事情到了这一步，再没有缓和余地，惟有武力解决。老蒋一边稳定五次围剿局势，一边抽调兵力平定福建事变。此后两个多月时间内，老蒋再无心关注西北，甚至连原本打算在11月底召见杨虎城、马鸿逵、孙殿英等人安排都不得不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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