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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被拖住的不仅仅是陈诚的19军，还有蒋鼎文的第9师，而且有关情况要比李云天所说的更有讽刺意味。
九?一八事变后，正在江西参与围剿中共的19路军听信了中共所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全体3万多官兵撤离赣州的剿共前线，调防京沪地区。
应当说，19路军撤离赣州剿共前线，实在是给中共方面减轻了不少压力。但当一?二八事变发生后，19路军在上海和日军浴血拼杀，急需援军的时候，中共却命令彭德怀率领部队围攻几个月前19路军撤离后的赣州。
彭德怀部的行动迫使原本奉命奔赴上海的陈诚部不得不急援赣州。而驻扎在江西上饶，奉命于2月20日以前抵达淞沪前线增援19路军与第5军的蒋鼎文第9师，也遭到了中共武装的猛攻。等陈诚解了赣州之围，蒋鼎文摆脱对方围攻后，几万大军已经错过了增援上海的最佳时机。
围攻赣州、攻击蒋鼎文部，是共军趁一?二八事变爆发，国军与日军激战上海之际发动的一次主动进攻。这不但打了国军一个措手不及，牵制了大量增援上海的军队，更在在实质上助长了日军的侵华。经此一役，中共所谓“枪口一致对外”的抗日言论也完全破产了。
赣州作战，彭德怀部顿兵于坚城之下一个多月，除了付出重大伤亡外，并未达成预定作战目的。此役中，仅红三军团就伤亡3千多人，更损失了侯中英、张赤男、欧阳健等10多名师、团级将领，可谓真正的损人不利己。
原本历史上，彭德怀在其《自述》中也说过：“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
站在甲板上，赵振中迎着带有咸腥味的海风，对周昊说道：“不过，上海事变和赣州战役，让我们党内众人进一步认清了国、共两党的面目，清楚了我党与其区别之所在；也确立了人民军未来一两年内‘防守反击’的作战方针。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算得上是一件好事。”
在上海事变、赣州战役爆发后，赵振中就在民众党的内部刊物《奋进》上发表题为《认清现实，准备战斗》的文章，对有关事项进行分析。
赵振中认为，上海事变是19路军置当局撤兵命令于不顾，自发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行动。迫于各方面压力，迁都到洛阳的国民党当局也势必在各方推动下被动地参与到这一抵抗行动中来。
而赣州战役，是中共秉承莫斯科方面的意旨，发动的意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新行动。但在上海激战正酣的时刻，中共牵制赴援上海的当局兵力，实在是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只能再次证明目前的共党是莫斯科在国内所扶持的傀儡。
分析完有关情况，赵振中又再次阐明了在西北根据地尚未彻底巩固前，人民军要奉行“防守反击”作战的方针。
内部没有牢固掌控却一味贪图对外扩张的做法，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大忌。就人民军在32年初的情况来说，要想进一步扩张，必须先解决好物资供应、后勤运输以及兵员不足等多方面的难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至少也需要大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要到秋粮收获后，西北根据地才谈得上进一步扩大。在此期间，人民军各部只能采取守势。
同时，赣州战役发动后，舆论对中共的口诛笔伐，又让国家、民族观念深入内心的人民军各纵，进一步理解了“防守反击”的内涵。防守反击策略施行期间，人民军各部不主动对外扩张，但若敌军来犯，则可抓住有利时机，在消灭围剿敌军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战果。至于扩大的程度，那就视人民军的能力而定了。西北根据地已经有了近500万人口，29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势力，南京或者说洛阳当局肯定不会坐视不理，今后有的是仗打。
在听完赵振中对西北根据地和人民军情况的介绍后，周昊很是感叹：“老赵，看来我们西北根据地开辟的正是时候，早了、晚了都不行。而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开创出这么一片天地，想来大家都没少吃苦。”
“呵呵，吃点苦不算啥，能跟着师叔一起参与西北根据地的开辟，大家心中的劲头可足着呢。”李云天笑道，“不过，周师叔说的对，这个时机的把握上确实是恰好。”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有几十万大军盘踞在西北，若是那时候护卫军北上，凭借没有后方、缺乏补给的3万多作战兵力，哪怕部队再精锐，也会被冯、阎两部给吃掉。
而若是等到32年下半年再北上，届时，杨虎城已经平定了陕西境内，整合了陕西和甘陇一带的势力，加上壮大的青马和返回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等部，赵振中等北上兵力势必无法轻易夺取陇东、宁夏。胶着之下，局势恶化、北上失败也不是不可能。
这样分析下来，也就是30年底到31年底，这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最为有利。错过这段时间，西北根据地能否开辟成功还真是两说。
对于赵振中在时机把握上的精准，周昊明白这其中有掌握历史趋势的因素，但平心而论，若换了周昊来做这事情，肯定做不到象赵振中这般举重若轻。而李云天、谷海川、张明瑞、杨天明等民众党、人民军要员，对赵振中，心中更是只有叹服。
“老赵，你前面所说的，要求人民军下次作战时‘驱马入疆’，我觉得难度不小啊。”周昊思量道，“青马的马麟、马步青、马步芳还有可能，可这回到宁夏北边的马鸿逵却不是那么好赶的。弄不好，他会跑到贺兰山西边的两个蒙古旗去。”
“是啊。马鸿逵这匹烈马确实不好赶。”赵振中点头承认，“不过，把青马驱赶入疆的把握还是有的。而只要青马入疆了，凭借青马、宁马之间的渊源以及马鸿逵老家和金树仁的交情，那么马鸿逵入疆的可能也就增大了。再说，不管是从绥远方面还是从两个蒙古旗方面考虑，马鸿逵最终都有入疆的理由，除非老蒋能解决他的实际困难。”
赵振中对驱赶青马入疆的把握，却是来自今年4月份马步青所采取的行动。开春后，马步青自肃州出兵，以缉拿马仲英的名义，越过星星峡，进抵哈密。在和马仲英部打了一仗后，马步青部竟在哈密一带盘踞下来，似乎有就此长驻的打算。
对于马步青部的动作，金树仁自然清楚。可新疆实在太大了，金树仁的兵力根本就管不过来，加上还要面对苏联的压力以及马仲英等势力的作乱，马步青部又顶着个奉命缉拿马仲英的招牌，因此，金树仁干脆将哈密东南的黄芦冈到星星峡一带交由马步青部掌控。
有了在新疆的落脚之处，西宁、肃州和迪化现在又都修建起了飞机场，即便河西走廊和青海事有不谐，马氏叔侄也可全身而退。
有了马氏叔侄做榜样，马鸿逵的行动也肯定会受到影响。
马鸿逵出生于甘肃临夏，同青马众人不但是老乡，祖上几代间更是渊源不浅。马麟的父亲马海晏当初在马占鳌的帐下听命，而马占鳌却是马鸿逵爷爷马千龄同族侄女婿，也就是马鸿逵的堂姑父。当初马海晏跟随马占鳌起兵反清，在左宗棠大军抵达后，经马千龄出面劝说，马占鳌、马海晏一起归降了清廷。从那时起，马海晏一家也就跟马千龄一家结下了交情，而左宗棠更因此称赞马千龄为“良回”。
后来马千龄的长子马福禄中了武进士，次子马福祥又中了武举，马鸿逵这一族就更为显赫起来。加上马福祥又长袖善舞，头上又顶着个因正阳门作战而获得的“忠良”帽子，西北大小势力都与其交好，马麒、马麟也自不例外。而这种关系又进一步影响到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身上。
至于现在新疆当政的金树仁，也是甘肃临夏人，且与马福祥关系不错。若是马鸿逵形势窘迫下入疆，金树仁肯定不会反对。况且，马鸿逵和绥远晋绥军不对付已经是明摆着的，而单凭玉海的阿拉善额鲁特旗和居延海的额济纳土尔扈特旗，本来身在沙漠生活就够艰苦的，要是再养活马鸿逵的两万多大军，那根本就做不到，就是一万都困难。若是老蒋不想法解决马鸿逵部的困难，最终，该部在前有青马做榜样，后有各种情势逼迫下，进入新疆基本上是八九不离十。
而新疆增加了这老少几匹“马”，肯定会热闹不少。至少，盛世才面对马步芳、马鸿逵这样的狠角色就绝不可能再象历史上那样轻易掌控新疆。
“老赵，那我们下一步是准备对新疆动手？”周昊皱了皱眉，又提醒道，“这似乎有点勉强啊。”
“不是有点勉强，而是不可能。至少未来两三年内，我们不具备解决新疆的能力。”赵振中摇头说道，“要想解决新疆问题，考虑到苏联的影响，至少要有20万以上的兵力，且不说人民军现在的总兵力都没有20万，就算有这个兵力，后勤上也保证不了。”
不说新疆东西长达近两千公里，光是从星星峡到兰州有一千多公里。这么远的路，靠人力、畜力是无法保证大军作战需要的。因而，在赵振中的考虑中，未来两三年内，在没有解决交通运输和兵力缺乏这两大难题前，是不会发动对新疆大规模作战的，充其量也就是夺取个地方建立个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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