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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谈到历法的修定它不是个人行为，历法包括的学术范围太广，历法的修订不亚于我们现在的‘奔月工程’，是需要组织来完成的，也就有了组织者和被组织者，也就是有了最原始的国家出现，历法是用来服务于人民的，所以国家是服务机构不是统治机构。
中国哲学，不论其唯物辩证也好，嬗变为主观唯心也罢，自其产生之日就体现为一种‘国家哲学’。
在古代王称‘帝’者，必须是天文历法的掌管者，从神话意义讲，帝为日，他‘能成命百物’是‘生无之主’‘兴益之家’，所以‘帝’的主要功能是主时令、节气，含有历法的功能，因此谁掌握了天文历法修订权，谁就能称王于天下。
得到《河图》《洛书》的古代帝王涉及到伏羲（前5500年左右）黄帝（前2700年左右）尧（前2377年－前2259年）舜、禹、商汤（？－约前1588年），周文王（前1152－1056）周武王(约前1087－约前1043),周成王等，《河洛图》的传送媒介有黄龙、青龙、龙马、玄龟等。
《尚书》《顾命》篇中记载到：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执政十九年后病逝，西周史官在周成王之子周康王于洛邑文王太庙大室中举行的继位典礼上看到：“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洛书在东序”。
根据《尚书顾命》篇的记述，在周成王的葬礼和周康王即位的典礼上，陈列《河图》应是一件可信的史实，她当时被视为贵重的宝物，那么她就或者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来历，或者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河图》《洛书》的来源与内容，古今多有异议和论述，《尚书》记载，《河图》与‘天球’有关，是一件与天道有关的宝物，孔子在论述中说道《河图》，谓‘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感叹。
中华文化始终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如何做到天人合一？
天与人又是如何合二为一的呢？却拿不出具体且切实的理论依据，难道天人合一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么？
数千年来‘天人合一’一直是学者求证和论述的一个重大的人文论题。
中华先民早已在无文字时代已经实践和完成天人合一这一重大人文命题，中华先民发现天人感应，认为人和自然相类相通，自然孕育万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华先民根据女性生理周期与月行规律相通这一规律发明了《河图》，《河图》就是中华先民最原始的‘结绳记事’，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会使用劳动工具，当人类用劳动工具记录和描述其思想时人类才真正踏上了文明的征程！
‘天道左转，地道右旋’是《河图》的具体用法，天道左转为历法，用以计时；地道右旋依据月型变化为预产表，这也吻合上古先民‘结绳记事’的史实。后来经过女娲的修订，就是《洛书》的补充。
‘女娲补天’就是就是一次历法改革，1、3、5、7、9月为大月各补一天，即大月31天，小月30天。使中国历法为一个回归年为365天的太阴历。这就是后来的传承中把《河图》《洛书》叫《河洛图》的原因。如果‘建历纪为文明之始’，女娲（前7700年左右）据现在约有一万年历史，如果以此为据，中华民族应该至少有着万年以上的文明史了，那么我们就把中华先民用《河洛》历法的时代称之为‘河洛文明’时代。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考古资料表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约在一万年左右，是新石器早期最先进的一种文化。苏先生提出的“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应该是指裴李岗一类的文化了。
当然笔者用神话故事来诠释中华民族的上古史只是一家之言，有其偏颇之处。
探索人类文明史最科学的途径就是考古学，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实际就是通过古代先民遗留的文物实现现代人与先民某种意义的‘沟通’从而促使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过程。
以田野考古为园地，以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俗称（锄头考古学）诞生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古代史研究的科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掀起了一场意义深刻而影响深远的革命。因为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大大拓展了历史科学的广延范围，延伸了不止数千百倍的人类活动的时代跨度，层层不断地揭示出沉寂在地下文化层中的历史文化蕴蓄。逐步地揭开了一个个历史之谜，一座座、一片片旷世伟迹及文化珍宝显露于世，显示出人类不可思议的伟大创造力和思维世界的奇迹，这些发现，不断地充实着历史的内涵，改变着历史面貌，改变和指导人类历史发展前进的理论导向。
裴李岗文化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由于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重要遗址还包括临汝中山寨遗址、长葛石固遗址等。综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实验室对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木炭标本测定的年代结果，裴李岗文化的年代据今约7000－8000年。
由于最早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村发掘并认定而得名。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根据考古学家对于在1977年首次挖掘的文明的鉴证，当地文化平均开始于公元前5千年，最早的甚至远至公元前8千年。裴李岗文化的典型遗址除裴李岗外，还有新郑的沙窝李和唐户村，新密莪沟，长葛岗河，临汝中山寨，许昌丁集，郏县水泉，巩县铁生沟等等，不下40余处。碳14断代为公元前6200年至前5500年前后，经历了700年的发展而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考古学家将此种文化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其年代约在8000年前左右。从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文物内涵分析，考古学家认为中国的农业革命最早在这里发生，裴李岗居民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处于以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
按历史记载女娲生于凤州(凤县)，立都于凤城（河南济源市西北）大约时间是公元前7700年左右，山西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等地有众多的女娲活动遗迹。以此而论女娲的活动时代应该归属于裴李岗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于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当前在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陕西省为最多，共计2040处，占全国的仰韶文化遗址数量的40%，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是中国先民所创造的重要文化之一，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河南为中心，分布于河北、陕西、湖北、山东等地。
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河南西部、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化特征。
仰韶文化遗址面积近3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2米，最厚达4米。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由于以彩绘陶器为特征的文化现象首先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命名为“仰韶文化”，从而使仰韶村遗址闻名中外。1961年3月国务院将仰韶文化遗址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中国和美、英、日等国的考古专家进行国际田野文物考察，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数十斤5000年前的小米，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
仰韶文化是继承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氏族部落在河谷阶地上营建了大大小小的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成员主要从事农业生活，同时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中的鱼蚌。这一时期的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它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千年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距今约4600－4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大汶口文化出现的快轮制陶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采用，磨光黑陶数量更多，质量更精，烧出了薄如蛋壳的器物，表面光亮如漆，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时期。
1928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山东省章丘市）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
大部分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在山东半岛；而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辽东半岛、江苏、湖北等地区，也有类似遗址的发现。这个文化以许多薄、硬、光、黑的陶器，尤其是蛋壳黑陶（分布日照、章丘）最具特色，所以也叫它“黑陶文化”。
1930～1931年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下层突出地存在轮制漆黑光亮的黑陶和蛋壳黑陶，所以最初称为“黑陶文化”，被认为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文化不同系统的遗存。不久即被命名为龙山文化。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遗址,第一次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3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明确了三者的相对年代关系。在30年代，归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不仅有黄河中、下游的，还包括了杭州湾地区，当时根据地区差别，划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3个区。又有人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并认为后冈的龙山文化是商文化的直接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