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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最新考古成果和史料为依托，阐述了“一万年”是对中华文明实事求是的“历史首肯”，是荡除“西方中心论”、扬我民族精神的永恒长城。近代以前的中华文明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序中国毫无疑问应排在第一。
“一万年”——这是对中华文明事实求是的历史首肯
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高度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糸，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是比较恰当的。
近来，科学家们通过对中国山西垣曲“世纪曙猿”的考证，充分说明了人类远祖源于中国，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把地球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中国三峡“巫山人”的出现，把中国人的进化史向前推进到了200万年前，且更直接向“人类非洲起源论”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为在我国境内寻找更为古老（400—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文化遗存和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从此，在中华历史的长河和广袤的土地上，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和县人艰难成长；马贝人、长阳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银山人、桐梓人与猿“揖别”；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穿洞人“燧火化臊”奔向文明……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人类早期生活的历史画卷。
我国是世界上农耕文明发源最早的国家，其年代远远超出其它文明。
就人类几大文明发祥地来说，西亚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地方局限于所谓的“新月形沃土”地带，时间约在西元前1－0.7万年；相比起来，两河流域、印度就晚了许多。
而在我国，北京山顶洞人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其年代约在西元前2.5万年前后；湖南道县玉蟾岩农业文化遗址，其年代在西元前2.05—1.65万年之间；我国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洞等史前遗址，通过植硅石和孢粉分析等科学测验，发现了距今1.2万年前的野生稻石标本和距今1—0.9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这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标本；湖南澧县彭头山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0.9万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并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
我国陶器制作时代最早,工艺最精。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未期及距今1.4—0.9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连续文化堆积中，后者还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原始的陶片，距今1.2—1.1年前的广西柳州大龙潭和广东英德青塘圩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饰有绳纹，而此时人类的另外几大文明还基本处于蒙昧阶段；中国北方距今0.8—0.7万年前的陶器，无论从其制作工艺还是造型、纹饰、彩绘，都远远超出同时代其它有陶文明；而日本、美洲古代陶器的出现其形态特征往往与中国一些时代的陶器极为相似，恰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中国远古先民极早就来到了这些地方，繁衍生息，开拓文明。
随着文明的进步，家畜饲养业发展起来，最先饲养的是猪、狗、鸡、牛，不晚于8000年前，“六畜”中的马与羊稍晚，其中有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家猪和家鸡的遗存。我国的手工业最早发生，发展最快。
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
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较成熟，独树一帜；漆器业举世无双，堪为绝技；冶铜业与西亚同步，工艺独步于世；天文历法独领**，七日星期制的使用远远早于“犹太人”、“巴比伦人”二千年；河南出土的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能吹奏出旋律；
西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及至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宜昌杨家湾遗址的陶文已十分成熟）……
“西元前6000年左右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熟练制作，裴李岗文化文字的出现，磁山文化遗址中数十万斤剩余粮食的发现，这些有机联系的现象集中反映着中华远古文明的孕育。
就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执人类文明之牛耳呼啸向前，到西元前11－8世纪，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而雄居于世。
春秋战国——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的时代：政治大变革，经济大发展，思想大争鸣，文化大积累，军事大兼并，外交大纵横，民族大融合．．．．．．产生了众多对人类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诸子百家和大量不朽文献。
及至始皇，平六国而统天下，置郡县而修法度，击匈奴而筑长城，定货币规度量而简文字，建驰道而同车轨，建树了史无前例的功勋。汉武雄风，上崇儒术，下削诸侯；广开仕途，招揽人才；推广农技，兴修水利；激活工商，加强财政；外击强奴，海陆举贸．．．．．．使得强大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余势西迁，引发了整个蛮族世界的大迁徙，导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西欧社会的巨变。
而此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统一大帝国，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无可替代的先进性和独特性，逶迤磅礴至人类发展的近代前夕。
无怪乎在人类近代以前的大部分科技发明里，中国的先进发明动辄就比欧洲早几百年或上千年；北宋徐州的一个冶铁坊的人数就多达四千人，相当于十一世纪欧洲一个大城市的人口数；南宋的海军舰船已开始使用火炮，此时的欧洲还在大刀长矛的冷兵器里蜗行；明代郑和的第一次太平洋、印度洋远航，所率水手官兵就达二万七千多人，比十四、五世纪欧洲最繁华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各国的商业首都威尼斯港所有海员人数的整和还要多几千人……
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多数岁月里，中国的综合国力雄超于世，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
“一万年”——必将从历史源头彻底荡除“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高筑起中华民族和东亚永恒的精神长城
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胡诌什么古巴伦酋长“奈亨特”率“百克”族东迁，此酋长即黄帝，“百克”族就是中国所说的“百姓”了。这种天方夜谭一经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所鼓噪，竟流传一时。及至我仰韶文化遗址大白于天下，此等谬论才渐渐销声匿迹。
又说什么古埃及之圣书象形文字、古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为中国文字之源。针对这种无稽之谈，不要说我国八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字已经出土，就比及一种我国已经发现的古象形文字，如半坡陶文，或是姜寨陶文，还是杨家湾陶文，后者哪一种不比前者成熟得多？而时间却早出了一千年以上。印度考古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就说中国的水稻是从印度传入的。而湖南、江西一些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看这些人们还能怎么样说？
中国与西亚、北非的早期比较，由于地理气候环境不同，发源略有早晚而唯中国最早；国家大小有别，而唯中国疆土最广；文化虽皆以悠久著称，而唯中国最为源远流长，从末夭折而繁荣至今。
作家李乔不无叹喟：外国人把中国列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之后，称这四个国家为世界文明古国。现在6700多年前的文字出现了，3000多年前的太阳历也发现了，四大古国的序列应该重新排一排了吧！毫无疑问，中国应排在第一。
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西方学者的说法是：
一、在20世纪初期，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华文明源于巴比伦古文明，全长是四千余年（从公元前2282年算起）。
二、在20世纪中期，他们又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条件来限制我们。根据他们所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全长只有3400年。
三、到20世纪晚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感谢数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逼迫西方学者一再改变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看法。要问中华文明史究竟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表示：暂不发言。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以刑余史臣，发愤著书，成一家言，创千秋沿用之体例，开创之功，自不可没。这是就整部《史记》而言。但其中以黄帝为古史开端一事，则颇为缺失。我们诚不愿苛责古人，但是为了探讨古史真相，不能不对其缺失，略加探讨。
司马迁忽视早于黄帝的女娲、伏羲、神农，独尊相对晚出的黄帝，尊为人文初祖，作为古史的开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至少对后世留下了两方面的后遗症。
一是造成了中华文明、中华历史的一元论。造成了一个始祖——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块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历史观。这与史实不符。且不说尽数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起步，老一辈学者还是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蒙文通先生就在《古史甄微》一书中指出华夏——汉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族群融合而成。徐旭先生就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集团融合而成。此后，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更把汉族的来源考定为四合一——由华夏族系、东夷族系、荆吴族系、百越族系融合而成。不管三合一或四合一，总之不是一元的。
司马迁既建立了一元论的历史观，就不得不为人文初祖黄帝编造家谱，使得本来属于不同族群的古圣先王，统统定位为黄帝一人之子孙，这实在是《史记》一书中之败笔。他在《五帝本纪》中本已承认“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他记黄帝事迹，只好“则其言尤雅者”，那又怎能为这种面目模糊不清的传说人物编造家谱！为传说人物编家谱，是既不必要又不可能之事。《史记》与《大戴礼记·帝系篇》编造的黄帝家谱，皆不能自圆其说。例如他们皆以尧及禹为黄帝的四世孙，舜为八世孙。结果闹出大笑话，即舜娶尧的女儿是娶自己的曾祖姑，舜让位给禹是让给自己的四世祖。要把分属于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知名人物都编排为一个人的子孙，列出一张滴水不漏的世系表，这是难以办到的。即使能够办到，也于历史事实无干，只不过是玩了一场文字游戏而已。
二是自设限制，斩断历史。既写历史，就应该从头写起。如写一个人的传记，应从出生开始，不能从他功成业就之时开始。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都会记载在本民族的史书上。只有《史记》与众不同，既无神话，又无传说，开篇第一句就是“黄帝者，少典之子。”此“黄帝”，是“抚万民”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帝是同样“抚万民”的天子。既然如此，黄帝在位之前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就被砍掉了，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也被砍掉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丰富多彩的传说，在《史记》中是找不到的。过去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议论，认为中国上古时代缺少神话与史诗。拿我们短短几则“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与内容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未免逊色。一部《诗经》，不过是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赶不上人家一唱几个月的壮丽史诗。我们就史籍而言，事实的确如此，若把眼光转向民间，到少数民族特别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去搜求，就会大吃一惊，觉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的神话与史诗十分丰富。过去不为人所知，是由于“正史”不收，得不到承认之故，本来应该是宠儿的力作竟然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正是自设限制，斩断历史。世界上任何民族在建立王朝建立国家之前，必然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我们的史书从黄帝写起，则此前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就被砍掉了。任何民族都有一段为时甚久的母系制社会史，我们的史书从已经进入父系制社会的黄帝写起，前段的母系制社会就被砍掉了。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位出场的主角——黄帝，就被描绘为一位垂手拱衣而天下治的大皇帝，一切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一切文治武功，都记在他一个人账上，这不显得太突然了吗？正象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娘胎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其实真正的历史并非如此。在黄帝之前必然还有一段长久的文明发展史与民族形成史。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证实，这一段时间长达数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既以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就不得不把前此的几千年尽力压缩，压缩到黄帝在世的百年之内，这怎能不令人感到突然！要想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根据，使人为压缩的历史逐渐还原，那就应该让古史实事求是地向前延伸，不能再以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
总之，“一万年”，就是还中华文明以本来面目，这既是对历史的事实求是，也是挺我民族脊梁，扬我民族精神，消除近代殖民心理的历史必然。
。
（一）悠久性
中华文明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糸，上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二）持续性
中华文明自从产生以来就持续不断、一脉相承的发展到现代。这是最基本的特征。世界文化，支脉很多。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如古埃、古印度、古巴比伦等两河流域文明以及古美洲雅玛文化等造就夭折了；曾辉煌一时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经历了中断发展，长期湮没无闻的厄运。而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中华民族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的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哀而复兴，蹶而复振，巍然屹立。我们华夏文明五千年来绵延不绝，并且代代都有伟大的成就，是决无仅有的世界奇迹。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庆幸、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们也要时刻警惕，大家都有责任续传薪火，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辉煌灿烂。
（三）兼容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吸收、消化各异文化的过程中兴旺发达起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充满自信，非常开放，气势恢宏。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排除异端的宗教战争，世界三宗教都能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千百年来，西方的各宗教始终未能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的头脑。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华文明兼容性很强的缘故。历史上任何外来文化出传入中国，最终还是被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古代的佛教，现代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文化的典型。你只要接受我们华夏的文化，你就是华夏子弟，当然你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也是在不断兼收并蓄中辉煌灿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