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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现于美国留学的ydi兄曾为本书撰写1896年帝国宪法草案，并以本书设定为基础写了几篇短小的同人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也在此向ydi兄的帮助致以深切的谢意。
原标题：铁血帝国补三篇 “颜色之争”
正文：
对于公武派在光绪十七年开始的改革，有些如“三三法案”、被农民誉为“当代观音”的婉玲格格农牧业育种的成功，特别是马丰作为帝国科技的“大导师”，通过牛金推行“标准化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的国家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奇迹时代”的到来。
另一些如币制改革，民族法的推行和教育体制建立，经过一番努力也算取得阶段成果；不过也有的起初的用意是好的，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如司法体系成为古旧派堡垒，以及仓促建立的中民党初期的良莠不齐等。
公武派的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姑且不说武家系统内部“共和派”时常向主流发难；早期内部“公、武”之间斗争因为朝廷中央为武家控制，地方为公家把持，双方力量接近，在十八年“光绪除辫事件”后一段时间斗争比起联合进行的对力量衰微的古旧派斗争还要剧烈，直到御妹下嫁事件（醇亲王之女，光绪同父异母的婉玲格格和科技大臣马丰于光绪二十九年在帝国民政部登记结婚，并根据婉玲格格的宗教信仰，在中美合资修建的帝国基督教总会举行基督教婚礼。次日一早，两人即各自投入公务，成为中国第一个“双职工干部家庭”，被传为佳话。）后“公、武”之间的摩擦才戏剧性地平息下来。这一阶段，被世人称为“颜色之争”。
公武派第一次内讧在光绪十八年“光绪除辫事件”之后不久发生，发动者是“公家系”的首领醇亲王，起因是新科进士和旧科进士的安排问题。
光绪十七年《新科令》颁布后规定十七年七月开恩科，以后改为每年七月开科，新旧科考并行，旧科不再有“进士及第”一档，“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统称进士，与新学的大学毕业资格同；另外规定举子与新学的高级中学毕业资格同，秀才与新学的初级中学毕业资格同，称为“同等学历”。而获得大学毕业资格以上的学子希望立即为官的，除了部长次官以上的由内阁草拟、皇帝钦点以外，其他人员必须根据申报的不同部门，参加在文华殿举行的另外公务考试，被延续“殿试”的名称。刘云是希望尽量减小震动（次谋会议上，钟夏火对此曾经说，“三三改革”封建制度的老根都动了，这个科举制直接废除就好了；但是文易比较支持，说文人和恶霸不一样，搞不好舆论会很难看。）
因为帝国规定非官方大学毕业生要通过帝国教育总署的认证，帝国兴办的大学的毕业生将在光绪二十年出现，届时新科又明显会比旧科占便宜，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科举被称为“老三科”。许多年轻的举子发现大学学习的科目虽然多，却是通过性的，不会那么辛苦，因此毕业相对容易，都进了大学接受新学了，剩下的只有硬着头皮再试一下，即便如此，他们参加新的殿试比现在那些通过帝国教育总署认证的新学学生要困难得多。因此，对于新的旧科进士，醇亲王主张应“体恤厚用”，而刘云明确表示“未明国是者，不可厚用”。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是帝师翁同龢出面，基本上在刘云的观点上调和。
翁同龢是世代官宦家庭出身。他祖父翁咸封是乾隆朝的举人，官做到海州学政；父亲翁心存是道光朝的进士，历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是道光、咸丰两朝重臣。翁同龢本人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两度入值军机，还担任过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又是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师傅。他作为老官僚当然对科举制度深有感情。而且在“除辫事件”之前，他本人就是古旧派的首领人物，刚刚剪了辫子转过弯来。因此，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他发言时刘云文易不禁微微色变。不想他说：“知足以知世变者，类能采天地调阴阳，参酌古今之宜，而不为物所囿，治世宜然治身亦然。”他还自谦道：“臣虽粗通国学，未能穷日本事，无论西方。新政之事，不敢妄草。”因此，“当举通达之才，行权变之务。”
光绪下旨，“新科擢入各部，旧科擢入翰林”，算各得其所。因为“翰林”在新政后成了“社会科学院”性质的学术机关，刘云一派对此结果本身是满意的。
次阁部“内部起火”的一次，是十九年医疗体系的建立的方案。在打掉了古旧派“劳民伤财”等反对意见后，牛金主张建立药厂，把医疗体系作为盈利的产业经营，财政大臣莫宁当然很支持。但是田正宏反驳穷人付不起药费，医疗体系是富人的福利。马丰说可以分补贴性的和较好的非补贴的两类药品，田正宏还是认为人的性命比钱更重要。这一次光绪皇帝更加有经验，微微一笑，建议建立一个专门救助百姓的单位，次谋部不少官员听到这里都小声说道：“医疗保险！”
退朝的时候刘云和文易走在一起，刘云问文易：“你对皇上怎么看？”
文易看着刘云半晌，最后转过头来：“日子还很长呢。”
“颜色之争”中，公武派内部主要是“公”和“武”的争论，但是针对具体的问题，不同的议题间争论双方也未必是壁垒森严。但是皇帝利用公武派内部的矛盾搞平衡，对于朝政逐渐产生了影响，似乎变得不那么可有可无起来。
在行政上争执不休，立法上就更是争论激烈。先不说古旧派和地方势力对于内阁的杯葛，就是光绪十八年一月成立的中华民主党——中民党内部意见也并不统一，立宪工作进行不下去，连资政院本身的存在的合法性都有问题了。但是，帝国的乱象也并不是真的象表现出来的那样严重。
当时，沿海及南方各省为公武派控制，北方内陆地方，如东北三省、蒙古、新疆、甘肃、陕西、山西等则被古旧派控制，虽有地方主义抬头，但忠君情结未变。唯有东北地区，《民族法》推行后盛京的旗主王爷和日本人暗中联系，谋求东北分裂另立新君。虽然被次谋部破获后，光绪圈了为首的镶蓝旗主，但东北形势仍是暗涛汹涌。由此，光绪十九年的次谋会议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丝“一衣带水”的幻想和“发展保和平，和平促发展”的一厢情愿，认定了“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从而制定了“能而示其不能，用而示其不用”，“千日蓄势，一朝乃发”的战略，严密封锁了军事准备的行动，同时故意散播乱象，给日本以充分幻想的空间，以求最后一举改写历史的结局，让铁和血为中国的崛起祭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