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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完议事，等到罗国器回到府上，已是薄暮。 ≥ ≦
今日早不比往日，想当初，邓舍刚刚得到益都的时候，百废待兴，在益都一穷二白，甚么根基也没有，兼且当时益都地方的官员、豪绅顽抗的少、投降的多，也不好大动干戈地就没收宅院，给臣下。那会儿，便是洪继勋、佟生养、邓承志来了，也是没地方可住。
而现如今，借助察罕来袭时、多有豪民作乱的原因，又借助文华国、张歹儿因此而统率虎狼之卒，风卷残云也似地清理周边府县中投敌地主的机会，益都府在颜之希、刘名将、鞠胜等本地人的牵头指挥下，也做成了一件大事。
——，凡在益都此战中，有“从虏”、“投机”罪名的，一概抄没其田宅，枭示众。
城中的地主之流，或是因为在战时，本人有“瞻顾狐疑、不肯用事，借以投机鞑虏”的嫌疑，或是因受乡下亲族的连累，不少都被砍了头、抄了家。空出来的宅院，邓舍大笔一挥，命令益都府将之悉数分与了海东群臣凡有在益都分省任职的、三品以上官员。这种夺人田、杀人头、抄人家的事情，在乱世司空见惯。其实却也是丝毫不足以为奇的。
更早些的时候，那毛贵、王士诚来益都的时候，难道说便是单身一个人来的么？随行他们前来的文臣、武将有多少？来到了益都，这些人都住在哪儿？那王士诚的王府、那田家烈的大宅院，都是从哪儿来的？还不就都是从当地豪门手中抢来的府院。
罗国器才从浙西回来，张士诚的太尉府更绝，抢的庙宇。有元一代，尊崇佛教，江浙又富裕，苏州更是大邑，张士诚抢的那承天寺，修建的端是富丽堂皇，实在是巍峨高峻。抢来做殿宇，果然最妙不过。
说起庙宇，又还有那陈友谅，不但名字与张士诚有类似处，一个出自《论语》，一个出自《孟子》，他更且年前在采石，弑徐寿辉、自立为皇，登基称帝的时候，却也是一时寻不来好所在，用了一座五通庙来当作的行礼之处，并用为行殿。他两人也可算英雄所见略同，相映成趣了。
再有那朱元璋，从军前却也曾在庙里待过，是一个小小的和尚。江南群雄之中，他们这三个人都和寺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王府在庙里，一个登基在庙里，一个在庙里当过和尚。反过来说，似乎由此也可见蒙元时期，天下寺庙的昌盛程度了。张养浩说，天下人口，僧道占了十之**。这话虽有夸大之处，却也不是没有根由的。
这庙宇，不但是一座庙，并且多有寺田，平时雇佣佃户耕种，每年收租、其所收成，或用来增建殿堂，或用来供养和尚。
大的寺庙，所拥有的田地乃能至有成千上万顷，有些名刹古寺，自己组建的还有僧兵，庙里的和尚们有些不守戒律的，在外边尚且建有外宅，娶的有妻妾。荒淫奢侈。说是出家人，何异地主豪强？
日子本来过的好好的，红巾一起，庙没了，地没了，妻、妾没了，日常供养他们的民脂民膏没了，只得狼狈奔窜，只求侥幸一生。何止和尚们，自红巾起事以来，各地的地主豪强更也是如此。
而话说回当下，相比别的红巾、义军杀戮地方豪强的行为，——很多的地方，红巾过处，旧有的豪门大户都是被杀的鸡犬不留。邓舍的行为，已经算是“仁厚”了。至少，他只杀不肯投靠他的，若肯投靠他的，比如颜之希、鞠胜、刘名将等等，对这些人，他不但不杀，还给以重任。
他深深的知道，体制如此，不依赖地主阶层，政权就难得稳定。但是不杀地主也不行，财富、土地都在地主们的手中，不杀地主，怎得来财富与土地？无有财富，怎得国用？没有土地，如何封赏功臣、招揽民心？
只是这杀与不杀，其间要把握好一个尺度。益都，是山东的腹心所在，必须要稳定，不和海东一条心的地主，就可以杀的狠一点。而其它府县的地主，就不能单纯的一杀了之。或留之、或迁徙之、或寻个罪名流放充军。总而言之，要以宽容为怀，但却也绝不可留情，“王霸道杂之”。
分给罗国器的府邸，就本是益都一个大户的宅院。
这个大户所以被抄家，却非因他投敌，而是因受了邻县亲戚的牵连。投敌的杀，受牵连的流放。前不久，才刚刚被流放去了高丽。拖家带口，几十人。连带整个那一批被流放的，单只益都周边府县加在一起，总共就不下二十户，人数有三四百。这也姑且算是邓舍迁徙山东豪强的前奏。
山东地方，诚如洪继勋的忧虑，豪强门户还是有不少的。
蒙元入主中原，山东豪强多有依附。鼎鼎大名的山东汉人三世侯，东平严氏、济南张氏、益都李氏。虽然，益都李氏后叛蒙，兵败身死，覆灭的早。并且忽必烈也早有取消世侯、打压地方势力的举措，东平严氏的仕途也便是很顺畅，但是严氏与张氏却毕竟大族，在其任世侯的时候，权倾一地，至今尚有影响。又并且开枝散叶，家族的势力很是不小。
还有许多本任职在蒙元的官宦，或退休后回到乡中居住，或现仍然居官外地。对蒙元都是忠心耿耿。
就拿颜之希来说，他有个族人，叫做颜瑜，是为颜子五十七世孙，至正十七年，田丰起兵，颜瑜携带家眷往郓城避乱，途中被田丰部卒所执，要求他帮忙写个旗号。他不肯，拒绝了，因此被杀。又如滕州人，李稷，官至山东廉访使，时人称为名卿。再又如滨州杨承，曾任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至正十六年，因拒绝张士诚的投降，自刭死。再又如兖州王思诚，曾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值红巾进攻关陕，他带病措置陕西防务，后病卒。再比如淄川张名德，曾任般阳路总管府总管，至正十五年，毛贵取山东，他坚守般阳路，不敌致败，城破后力战而死。再又比如郓城樊执敬，曾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守杭州，亦是因城破而战死。
这些人中，或仍没死，或虽死而家族尚在山东。毛贵杀了一批，王士诚杀了一批，不服、刺头的大多都已经被砍头了。但是，阳奉阴违的却还有很多。察罕一来山东，不少就跳出来了。斩草需得除根，把他们迁徙去别处，势在必行。在议事会上，邓舍不但与诸臣讨论了庆千兴的条呈，也在最后，略略地与诸人谈了一下地方豪强事。
罗国器冒雨回府，他的心情又是轻松、又是沉重。轻松的，是出使的使命顺利完成，且得到了邓舍的夸奖；沉重的，却便是因为此两事。
庆千兴提议仿海东五衙、益都两衙之例，专为丽卒也组建衙军，事关军队，国之利器，关系重大，不可不深思之。而洪继勋倡言迁徙豪强，又也是事关地方的安稳，关系亦然重大，更是不可不谨慎之。
一条军事，一条政务。最好的选择、正确的决定该是什么呢？诸臣在堂上讨论了半天，最终也是还没有定策出来。临散会前，说好了，各自回去，都再仔细地做一下思量。留待明日，朝堂会上再接着议论。
就罗国器本意而言，对第一条，他是赞同的。对第二条，他却是有些反对的。要说起来，也是好笑。他住的宅院本就是从豪强们手中抢过来的，现在换了将豪强迁徙去高丽，他反而犹豫不决，心存不忍了。
说到底，他所以不忍，还是因为他是山东人的缘故。
他家中虽不算豪绅，亲族中，也几无称得上大户标准的。但是，他却曾在尼山书院读过书，能去书院求学的，没几个寒士，他所交往相识的老师、同窗，以及前辈，大部分都是地主子弟。迁徙豪强事，一旦成为定议。那么，他的这些师长、同学们，少说也得有一半以上都符合迁徙的条件。十年修得同船渡。面对师长、面对昔日的同窗，他又怎会不恻然。
人情，人情，人谁能无情呢？
他心事重重地回入府上。府中伺候的下人，有些是他从海东带来的，有些是邓舍赏给他的。罗国器谨慎，当着下人的面，不好露出烦恼。草草地吃过饭。即屏退侍女，独自一人，待在了书房之中。反复筹思。
听窗外雨声滴滴，早春乍暖还寒时节，寒冷的雨气浸入房内，不觉暮色渐转入夜。他点起了红烛。远处看去，在夜下的雨幕之中，透出一丝微弱的光芒，稍微似能给人了一点暖意。映着窗纸，但见一人影立。
夜色又渐渐深重。
夜深忽有访客，却是方从哲来到。
罗国器不免奇怪，暂放下烦闷，亲自出迎，接入室内，相对坐下，说道：“从浙西回来，先走海路，又走6路，路上十分辛苦。明日一早，又得赴会朝堂。中涵为何不在家好生休息？夤夜冒雨来访，不知是为何故？”
方从哲倒是精神不错，半点看不出劳累，笑道：“不敢隐瞒罗公。我才从姬公的府上出来。姬公与罗公的府邸相接，是以顺路过来，拜访一下。”
罗国器知道，若无姬宗周的推荐，便无方从哲的得受重用。他这一回来，就先去姬宗周府上，却也是理所当然。罗国器“噢”了一声，说道：“下午议事，姬公也在场。想来，中涵在姬府等了不短时间吧？”
“倒也不算长。中涵是快入夜时分才去的。本来，只是想送些浙西的特产与姬公。却不料想，听姬公说起，便在今天下午的议事会上，主公提出了两件事。一个是庆大人的提议，专为丽卒立衙。一个是洪公的提议，迁徙豪民。姬公不以从哲浅陋，特地询问我的意见。所以，耽误至今。”
罗国器愣了愣，心中想道：“正好瞌睡，送来个枕头。”
他可不就是正为这两件事而在愁的么？不过，他虽然赏识方从哲，到底相识日浅，交浅言深非君子所为，却也不肯就把心中的烦忧说与他听，因只是徐徐地问道：“中涵远见卓识，料来对此定有卓见了？”
“卓见不敢。只不过有些看法罢了。”
“愿闻其详。”
方从哲微微愕然，他并非好显摆的人，若非罗国器问及，他是绝不会主动说刚去见过姬宗周、就连姬宗周也询问他的意见云云。近似炫耀。但是，既然罗国器看起来也像是对此很感兴趣的样子，他也没甚么好隐藏的，直言答道：“立丽卒为衙军，是为得利一时，必将不利以后，不可取。迁徙豪民，是或为动荡一时，但却必将有利将来，诚为良策，可取。”
刚好与罗国器的看法相反。罗国器是真的来了兴趣，问道：“何为得利一时？又何为必将有利将来？你且详细说来，与我听之。”
方从哲稍微地明白了过来，他看了看罗国器，想道：“却原来罗公也是正在为此两事忧烦。难怪半夜不睡，独处书房。”他与罗国器相伴去浙西，罗国器口才虽不如他，但稳重实胜之。他对罗国器，也是较为尊敬的。所以，也并没有因此便自命不凡，——才不过几个时辰的功夫，就有两个宰执大臣因此两事而亲自询问他的意见，反而是更加的谦虚，说道：“从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本不该冒冒然地便随便议论政事。但是，既得罗公垂询，尊长有问，不可不答。我也就胆大妄言一回了。”
“请说。”
“我听姬公言道，庆大人在条陈中，历举组建丽卒衙军的好处。确实，这些好处的确是有。但是，我也听说，洪公对此是坚决反对的。洪公的忧虑也非常正确。大批地组建丽军，虽可暂得一时之利，然高丽新得之地，人心未附。又况且高丽旧主王祺还在。时日一久，丽人在军中的势力若成，假设，王祺一道密书出来，这些高丽军将会否依从？实难预料。
“王氏立国高丽有数百年之久，深得有高丽民心。主公为何至今尚不肯把他杀了？只是软禁。其所虑者，便在此也。深怕因杀一王祺，而致使高丽生变。软禁一王祺，一则可示丽民以我海东之宽仁，二来亦如握重器，只要王祺还在，就好比高丽旧臣的领，可做号召之用。但是，王祺虽可软禁，前高丽的公侯显宦、王族重臣，又岂能尽数软禁之？
“多数的旧丽重臣，虽也因王祺已降了我海东的缘故，也就此投降。又但是，在他们其中，难道就是人人皆为诚意投降的么？又岂会没有几个不甘不愿的？彼辈之属，在我强兵威压之下，或怨不敢言。
“然而，若我组建丽人为衙，一旦丽军得势，又即便没有王祺的密书出来，这些存有怨望的人中，又会不会出现有因此而产生些异样心思的？亦实难预料！设若，其中果然有一二奸逆之巨贼，骤出以令，伪为王祺旨意，号召丽民，兴反作乱，则丽军中的士卒将校又会怎样？是否肯从？
“从哲虽也没什么才学，但今日我安丰的主公，为何自称前宋的后裔？而前宋我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事情，就不怕重演么？是若组建丽人以衙，便好比我海东自受人以柄，把国家的利器交给了奸贼。尽管可以暂时得利，长久下去，必定反受其乱。是不利以后。”
“这些道理，主公不是不知道。其实即便如我，也是很清楚的。但庆大人在条呈中说，就眼下的形势来看，不用丽人，只用辽东、益都两地的汉人征战的话，则随着战事的展，必然会出现汉人日少，而丽人日多的局面。亦有弊端。我认为，他这几句话其实说的也是不错。朝鲜、南韩两省，有丽人千万；而我辽东、益都两省，汉人满打满算，也才只不过百数十万。妇孺以外，壮年者，至多几十万而已。征战者，皆汉人；伤亡者，皆汉人。时日若久，也确实会不利海东的稳定。
“就算丽人不闹事，咱们汉人怕也吃不消。中涵既对大举征召丽人从军事不以为然，那么，对庆大人的此忧，你又有没有良策，可为解决呢？”
方从哲默然。这个问题，刚才他在姬府上时，姬宗周也一样问过他。说实话，对此，他也没甚么太好的办法。这本就是个矛盾。要想解决矛盾，就得去寻找根结。根结在何处？根结在邓舍占据了高丽。若邓舍没有占据高丽，只占有了辽东、益都，自然便大可不必为境内的民族构成问题而感到忧心。可是，难道就能因为这个棘手的麻烦，便干脆将高丽舍弃么？也显然是绝不可能的。故此，要说解决的办法，实在不好寻思出来。
他说道：“要想解决此一矛盾，不外乎四个字：‘开源节流’。开源者，扩大兵源，也就是采取种种的措施，从而招徕中原的汉人来我海东，借以提高汉人在海东的比重，增加我海东汉人的数量。”
“益都东临海，北、西、南三面，皆处在元军的包围之下。此如笼中之鸟。里边的人难以出去，外边的人难以进来。就算是主公采取了种种招徕移民的措施，中原、江淮的汉人又如何才能进来？怕也是难之有难。”
“所以‘节流’。”
“如何节流？”
“我辽东、益都两省的汉人，也正如罗公适才言道，壮年者虽少，却也不下有数十万众之多。所以我兵源之征召仍感不足的原因，是因为我汉人中的壮年男子，大部分都是在家务农。若全部把他们征召入伍，则他们的家中就没有了壮丁，其所有的农田难免因此荒废。是以，不可行。
“而主公才颁行的军衔制，有些部分乃是仿照的秦之军功封爵制。得‘士’级，即可分给田地、宅院。主公又有议，打算想要把高丽贱民迁徙来益都。何不针对眼下的麻烦，将此两者做个结合？”
罗国器顿时明白了方从哲的意思，他大吃一惊，说道：“你的意思是说？”
“蒙元有‘驱口’，凡在战中俘获的百姓，尽皆收为私有，驱使如奴。蒙古灭金，所得‘驱口’，几近金人的半数。蒙古取我南宋之地，掠民为驱口，凡其所获的俘虏、乃至降民、良民悉数皆以充为奴隶，动辄万计。其所得之数，也极其众多。蒙元之初，宋子贞说：‘将校驱口几近天下之半。’殆非虚语也。权臣阿合马，家口七千。山东世侯张氏，僮仆数千。乃至脱脱、董文柄、马哈失力，竟能率家奴、僮仆以冲锋陷阵。
“这个政策，的确是个弊政。但放在现下，做为权宜之策，似乎也不妨可以仿效之。若用‘驱口’与那高丽的贱人相较，其本质虽有不同。一个是或本为良家，因战乱被俘，而被迫为奴，一个则是本即为下贱民后，世代为奴。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此皆贱籍是也。
“其日夜所求的，不过是一个自由身。高丽贱人世代为奴，料来对自有的渴求定然也是更为强烈的。主公迁徙他们来益都，以我之见，似乎也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直接大张旗鼓地分给他们田地。只需先给他们自由，也就足够了。秦之军功封爵制，不但赏给士卒田宅，更也且赐给奴仆，以相助耕种。士卒在前线杀敌，奴仆在后方耕种。
“我以为，既然仿效了军功赐田，何不连赐给奴仆，也一并仿效之？
“取高丽贱人，赏给立功军士。又或有家中男子从军、而劳力缺乏者，也赏给奴仆。数量上有所区分就是。如此一来，既腾出了大批的汉儿壮年可以从军，且有军功封赏为诱，不用主公下力气去征召，说不定他们自己就人人踊跃，个个争先了。二来，又不误耕种农田。岂不大妙？”
“可是，按你话说，这些被赏赐给军士的，不一样依然还是为奴么？给其自由云云，从何说起？”
“此为权宜之计。肯定不可长久加以实行的。定个年数，为奴仆满若干年，或三年、或五年，之后即可给以自由。做的好的，还可以赏赐给田地。且在为奴期间，也允许他们读书，也允许他们向上，如得到家主的称赞许可，也可提前削去贱籍。苟有才能、若更有为我海东献计献策，确有功劳的，也不以其贱籍为念，可以当即拔擢为吏。试想，那些个的高丽贱人们，还会不趋之如骛，甘愿乐从么？放而将之，更不但可以将他们赏赐给益都百姓，也可以同样地赏赐给辽东百姓。
“我虽受限形势，暂时不能‘开源’；可是，若按此实行，不就也可算是‘节流’了么？主公英明神武，尽管如今处在元军的封锁包围之下，但早晚必能大败察罕。也许用不了三年五载，定能就尽取中原。等到那时候，自然也就不会再为区区高丽人多而愁了。而等到那时，再将此政取消。是得此政之利，而无有此政之弊。何乐不为？”
罗国器击节赞赏，说道：“好妙计！果然妙计！”又问，“迁徙益都豪民事，中涵为何以为是有利将来？”
罗国器本为山东人，海东上下谁人不知？方从哲也是知道的，因此笑道：“迁徙豪民，利在将来。罗公才识深远，对此岂会不知？又何必再问？从哲也知，桑梓情深，也许罗公是或有不忍。但为人臣者，功在社稷，利在万民。公之为人，虽然‘稳厚’，从哲万万不及。但是，公却也有一病，亦病在稍嫌过‘厚’。从哲与公出使浙西，对公的器量与才能都是非常佩服和敬仰的，有一言相劝：虽不忍，却也不可不行之也。”
遥闻街上更鼓，已是两更。方从哲不再多做停留，即起身告辞。
罗国器又亲送他出府，见他是一个人来的，因为夜雨路滑，又叫了两个小厮，打起灯笼，吩咐送他回家。看方从哲远去，罗国器自转回书房，又将他的意见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直到夜深，这才将就睡去。
睡不足两个时辰，又起来。盥洗、穿衣、吃些饭食，准备妥当，命了轿子，来到燕王府上。
时天色未亮，而罗国器到时，见王府外已经停靠了一溜不少的轿子与乘马。门口接连碰着好几个熟人，也都是赶来参与朝堂议会的益都官员。彼此寒暄，分按品秩，前后进入王府里的议事堂之中。
邓舍勤政，他也早早地就起来了。很多时候，他都是不拘小节的，也没等群臣到齐，就先也来到了堂中，登上了正位。
看见罗国器等人进来的时候，他本来正与洪继勋、姬宗周几人说些闲话，即放下话头，笑容可掬地道：“罗公昨天才回来，路上辛苦。今天起的倒也是挺早。我这前脚才到，你这后脚就来了。”
罗国器也是忙谦恭地一笑，说道：“主公勤政，臣等岂敢贪睡？”
君臣问答，颇相融洽。待及有资格参与朝堂议会的群臣到齐。几声磬响，诸臣入班，正式的议会便宣告开始。头一个议题，就是接着前一天，继续讨论庆千兴的条呈事与洪继勋所提议之迁徙豪民事。邓舍先不及等别人言，洪继勋等的意见，他早就知道。昨天议事，罗国器推说不熟悉情况，没怎么言，今回议事，他先便即点了罗国器之名，教他来说。罗国器应命而出，跨列出班，讲出了一番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