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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口中的张监军是一名四十上下的中年宦官，着绯色官服，容貌端方，可能因是宦官之故，整个人看起来偏于文弱。他名居翰，字德卿，乃是前掖庭令张从玫之养子。此次来河中之前本已被下令前往幽州做监军，走到蒲津渡，恰好遇上李克用与朱温的河中争夺战，因此前路受阻，盘桓在李克用军中。后来李曜接手指挥权，内查防务时才发现他的存在。后来河中收复，李克用直接将李晔所赠的那张任命河中节度使墨敕上填进了李曜的名字，李曜便开口向李克用要人。
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幽州局势尚不明朗，如果监军此时去范阳，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虽然陛下未必怪罪，可说出来却是折了我们河东的脸面，人家会觉得咱们河东连监军都保不住。再有就是，监军走到一半又掉头回去，兆头未免有些不祥，正巧大王既然命我镇守河中，那便留下张监军在蒲州便是，幽州方面等局势稳定了，朝廷再派一名又有何妨？
李克用根本不知道李曜为何要留下这位张监军，反正在他看来，朝廷的监军制度基本上已经是徒有虚名，谁来监军不是监军，不就是个宦官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因此自然不会为这点小事让自己的爱将心有芥蒂，当下应承下来，回头就给皇帝陛下上疏一道，说了这事儿。皇帝这时候正感激李克用归还邠宁，更不可能为这早就名不副实的监军问题驳了他的面子，连想都没想，御笔一挥就批了一个“可”字了事。
对于“监军”这个词，李曜作为曾经深受某些粗制滥造的所谓历史电视剧毒害的一个普通观众来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十分厌恶，特别是对唐朝和明朝的监军，有一种莫名的愤恨，因为一看到这俩字，他就联想到宦官专权，而宦官专权，在他的印象中，就没哪一回是好事。
宦官专权其实是唐代中后期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但相比于东汉和明代的宦官之祸，唐代宦官的专权无疑更加了得，因为他们不仅间接掌握了部分“皇权”也就是中央权力，而且独以掌控兵权为标志。有唐一代，宦官对内掌握禁军，对外出任各藩镇的监军。自李辅国起，每一朝权势最强的宦官必然掌握禁军，发展到后来成为“权阉四贵”，就是两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
事实上宦官监军早在东汉时已有先例，延喜五年，由车骑将军冯绲上书请设监军。当时主要是为防止猜忌陷害的权宜之计，与军权无关。而唐代起初袭隋制，则是以御史监军。这个时期的监军，也仅是以皇帝特派员的身份常驻方镇“监视刑赏，奏察违谬”而已，既不是常设机构，也没有参与指挥军队。直到玄宗开元二十年后，才开始出现以宦官监军。
比如天宝六年，高仙芝军出讨小勃律，就由宦官边令城监军。不过，虽然当时宦官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还属于一种临时制度。但到了玄宗末期，由宦官出任监军就开始渐渐普及，并且初具规模。到了德宗贞元十一年，开始“铸监军印”。监军置印代表着宦官监军有了法律保障，宦官监军也由此制度化。
制度化的表现之一，是宦官监军由临时任命改为常设机构，在朝称之为监军院或监军使院，设有监军使和副使。监军使直接听命于皇帝，与地方藩帅互为统属，互相制约，部下有副使、小使、判官若干人，同时还拥有自己的亲卫兵，也就是牙兵。这一点，李曜在穿越唐朝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在他的印象中，监军宦官不就是那些个捏腔拿调、打着皇帝招牌胡作非为的阉竖么？却不知道唐代的监军宦官，不仅地位高、权力大，甚至还有自己的一支军队。
正因为监军有军队，又是代表中央利益，因此经常会与节度使发生冲突，所以反过来说，他们组建自己的牙兵也带有一定的自卫性质。
至于为什么一开始是御史监军，而后来则慢慢发展到了宦官监军，理由当然是很充足的。按照李曜学生时代教科书的习惯性说法，那是“有着历史的必然”的。[注：详见附文。]
如果只说藩镇方面，应该说宦官在藩镇监军的作用，正面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唐陷入分崩离析，朝廷为了满足平叛的需要，广泛下放原属中央的部分权力，使得地方权力迅速集中，藩镇的势力随之膨胀，成为“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一元化实体；但是，集地方诸权于一身的藩镇统帅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权力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必须与藩镇内的另一巨头——监军使共同分享决策权与管辖权，即在藩镇的内部，其管理实为“一元双头”共治的政治模式。在该模式下，监军使的存在对藩镇而言，它既是肩负着抗衡、制约藩帅的“中央代表”，同时也是调和藩镇内部关系、协助藩帅管理的“合作伙伴”。
首先，宦官监军发挥了在中央和藩镇之间进行传达和沟通的作用。安史之乱后，“方镇相望于内地”、“天下分裂而无纪”，监军使作为连接中央与藩镇的纽带，包括“上传”与“下达”两方面的内容。下达是指监军使将中央的“关怀”传达给藩镇；而上传则是监军使将藩镇内的重大事务及时上奏朝廷，是皇帝在通过进奏院途径之外，了解藩镇情况的另一方法，为中央的决策提供资讯上的补充，防止因为信息来源单一而造成中央的决策错误。[注：详例见注释1]
有此可见监军使和中央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时刻报告藩镇上的军政大事，这些情报也对中央的决策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次是监军的宦官在藩帅的任免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作为唐代中后期位权倾一方的地方大员——藩帅，朝廷对其任命与管理极为重视。通常先要经过“临轩册命”的程序，并赐予“双旌双节”的仪式，最后，由朝廷以诏制的形式昭告天下。通常情况来说，任命藩帅要经过皇帝与宰相在御前会议上研究议定，对于情况比较复杂的藩镇，特别对于有过割据经历，或者军将比较桀骜不驯的藩镇，中央还需要考察所任藩镇内的反应，主帅的任命往往依“众议”而定。因此，及时并准确地掌握藩镇信息对于中央的决策至关重要。由于监军使常驻藩镇，对藩镇内各方面的军政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常常由他们向朝廷传递藩镇上的情况。主帅“有物故者”，往往“先遣中使察军情”而后授之，有时直接由监军使向中央推出藩帅的人选。对于中央而言，监军使的建议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时甚至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注：详例见注释2]
这还没完，监军使向中央推荐的不只是藩帅，还包括藩镇内的重要官员，有时还包括副使、行军司马等。如贞元十二年六月，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风，昏不知事，霍仙鸣荐宣武押牙刘沐可委军政。辛巳，以沐为行军司马”。
再有一个作用，就是缓和矛盾。监军使常驻藩镇，如果只是传达上意并向中央回报情况显然是不够的，对于唐代中后期藩镇林立的局面，各个藩镇之间也有许多的利益冲突，所以监军使还需要缓和藩镇间的冲突，调和藩镇内不同利益群体矛盾的功能。其表现为保护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节将以及安抚士卒等。[注：详例见注释3]
还有就是平息叛乱的作用。监军使，作为与节度使地位相当的中央特派官员，在藩镇内部出现主帅病重、亡故或被驱逐，以至于内部出现极度不稳定的情况，或面临军将哗变的威胁，在此情况下，监军使应当主动地承担起平叛弥乱的重任，以恢复藩镇局势的稳定。[注：详例见注释4]
因为这些穿越到唐朝之后对“监军”的了解，李曜现在对“监军制度”已经没有了早先那种莫名的憎恨，而是更关注监军本人的品性、能力。当然与此同时，他作为地方藩镇首领，对监军也谈不上有太多的好感。
事实上，李曜如今对监军的态度是：有利用价值，要尽力利用。
而张居翰此人，李曜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值得一用的人才。他年仅二十五六的时候，就在排资论辈风气极盛的皇宫中做到枢密承旨，继而升为内府令，这两个位置都是那种既会做事、又会做人之辈才能玩得转的，而他做了，且做得甚好。历史上他在此之后就出任刘仁恭的监军，朱温掌控朝廷大权，逼迫昭宗杀掉各地监军，废除宦官监军制度之时，刘仁恭抗旨悄悄将他隐匿，这也变相地说明他做人做事的能力。而后李嗣昭出镇，他为李嗣昭监军，更是立下莫大功劳，待得李存勖灭粱称帝，大封群臣。当时宦官马绍宏与大将郭祟韬资格老，功劳大，二人当为掌兵权的枢密使。相对而言，马绍宏的资历高于祟韬，但他诬杀大臣，收受赌路，作威作福，天下人多怨之。郭祟韬恐伯他掌权之后难于驾驭，便奏请资历比自己低的张居翰同掌枢密，另委马绍宏为宣徽使，马绍宏因此怨望不已。郭崇韬当时选择张居翰，也是因为了解张居翰的个性，果然张居翰深知自己无法与郭崇韬抗衡，因此谨小慎微，最终保住性命。
如果仅仅如此，李曜也只是当他可以一用罢了，但也未必大用，因为他没有担当。然而后来还有一事，却可以证明他是有担当的，此前只是碍于形势，不得已而谨慎自保罢了。
那是同光三年九月，后唐庄宗李存勖命太子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出征后蜀，蜀主王衍之弟王宗弼暗地里向郭祟韬投降，请求封自己为兵马留后，郭祟韬许之以节度使之职。
后唐军至成都，王宗弼迁王衍于西官，收成都尹韩昭、宦官宋光嗣等杀之，将首级送给李继岌，王衍自知抵挡不住，遂上表乞降。继岌入成都时，王衍身穿白衣，衔壁牵羊，以草绳系颈，迎降道左。庄宗召王衍赴洛阳，并赐诏书说：“固当列士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结果到了同光四年四月，就当王衍行至秦川骤时，突然传来了李嗣源在魏州被叛兵拥立为帝的消息，李存勖慌忙东征平叛。大军将从洛阳出发时，伶人景进献计说，李嗣源来势凶猛，陛下应狮子搏兔，全力以赴。如今太子继岌远在成都未归，陛下跨河东征，国内必然空虚。王衍族党不少，一旦为乱，局势将不可收拾，不如将其杀掉，以免除后思。
庄宗当下便派宦官向延嗣齑敕诛杀王衍，并下诏说：“王衍一行，并宜杀戮。”
张居翰在复查诏书时，认为王衍既己投降，现在又出尔反尔，把他斩首，实在不合天理人情，便将用书贴在柱子上，将‘行’字涂掉，改为“家”字，于是“王衍一行。便成了“王衍一家”。
擅改诏书显然是要冒杀头风险的，所幸的是，向延嗣根本没有想到当时唯唯诺诺地张居翰居然有勇气偷改诏书，因而接到诏书时并未怀疑。更何况当时军情紧急，羽檄飞驰，李存勖自顾不暇，当然也无心追究此事了。正是因为这一字之改，后蜀百官及王衍的仆役等一千余人的性命，才得以保全。
李曜作为一个后来人，看过无数灾难后全国齐心救援中发生的感人故事，深知生命的可贵，因此心中对张居翰的评价颇高。张居翰不倚仗地位招事揽权，冒死更改诏书以救无辜，在宦官中不失为正人君子。连对道德要求极其严格的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论及后唐的宦官时也说：“承业（即张承业）之论，伟然可爱，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替焉，无所不取。吾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
李曜这段时间其实一直在观察张居翰，只是这位监军的确格外谨慎。他来河中监军之时，本带了一千牙兵为护卫，到李曜整编之后，发现李曜自己居然只留了三千“近卫军”为牙兵，第二天就将自己的牙兵分了七百人送给李曜，让他编入新军，自己只留三百人。用他的话说：“有蒲帅镇河中，巍巍然不可侵矣，留三百防备宵小即可，多亦无用，不如为镇兵。”
李曜为观察他的真意，当下便表示同意，结果张居翰果然将这七百人送入军营，自己只留下三百牙兵为监军使府护卫。
而在此后，李曜特意试探，许多事根本不与他商议，直接下令，他也至始至终不发一言，就仿佛自己将自己当做空气一般。然而与此同时，他却主动去了几趟新近正在扩大的河中军械监，平时则多往田间地头跑。李曜也装作不知，根本不曾主动找他，直到昨日决定要去拜祭池神之后，张居翰才第一次来节度使府登门拜访。
更意外的是，张居翰此来不为别事，而是建议李曜将河东军械监的制度照搬用到河中来，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张居翰建议颇多，其中有“河中西、南皆临大河(黄河)，军械监农业司可兴修水利，以利百姓。”又提到“新产之‘丙型水排’，可堪大用”等等。
李曜惊讶之余，颇觉欣慰，当时便将自己在农业发展上的一些看法、安排说给他听。张居翰听了之后，既敬且喜，主动请命道：“奴婢实不知兵，唯于节帅所言‘农业’之道略有所思，若节帅不弃，奴婢愿为此事奔走一二。”
这等于是完全放弃了对李曜兵权的监督，反倒为他这河中打牢实力基础在考虑，李曜略一思索，便应承下来，让他与新任河中军械监掌监张敬询商议、打理此事。张居翰得命，痛快地去了。
诸将已经知道这件事，因此李曜此时忽然出声问张居翰这个有名无实的监军对是否出兵西进关中以迎奉圣驾的看法，诸将都是大惑不解。十几双眼睛，同时朝张居翰望去。
张居翰似乎自己也未曾料到李曜会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微微一怔，才一脸愕然道：“这……奴婢以为，节帅忠勇多智，此事必有万全之虑，因此无论节帅如何决断，总是不会错的，奴婢只管奉命行事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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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譬如贞元八年三月，汴帅刘玄佐卒，将佐匿丧不发，德宗听取监军使孟介与行军司马卢缓立陕藐观察使吴凑的建议。当吴凑尚在赴汴途中，玄佐“枢将迁，请备仪，缓不许，又令留什物侯新使，将士大怒”。刘玄佐子婿及亲兵设法激怒三军，衙兵、亲将拥戴刘玄佐子士宁为留后。士宁“乃以财物分赐将士，请之为帅，孟介以闻”。
而张弘靖镇宣武，屡以厚赏“悦军士”，弄得“府库虚竭”。继任节帅李愿，不恤军将，“又峻威刑，军士不悦”。长庆二年七月壬午夜，牙将李臣则作乱，驱逐李愿，推都押牙李齐为留后。“戊戌，宣武监军奏军乱”。
注释2：譬如贞元九年十二月，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发动兵变，驱逐“忍暴**”的节度使刘士宁。监军使朱希颜力荐李万荣为宣武节帅，称：“‘万荣安无有功，闻亦忠义，甚得众心，若更淹迟，却恐事不稳便。今商量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尽管陆赞坚决反对此议，但未被德宗采纳，一年后朝廷真授其为宣武节度使。
又有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节帅董晋薨，以行军司马陆长源接任。然“长源性刻急，恃才傲物”。擅自违反军中惯例，引起众怒，长源亦不为之备，为乱军所杀。监军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刘逸准久为宣武大将“得众心，密书召之；逸准引兵径入汴州，乱众乃定”。朝廷遂以逸准为宣武节度使。
注释3：咸通中，“南诏寇嶲州，掠成都”，朝廷迁高骄镇西川。因蜀兵不堪战阵，故“罢突将月禀并餐钱”，引起军人哗变。当时在此防冬的天平军闻变，出兵格战，不胜。监军慰抚之，皆曰：“州虽更蛮乱，户口尚完，府库方实”，然高骄盗削军粮，众人不堪，由是致乱。“监军惧，讲解之。取役夫数百，名叛卒，藉斩其首，乃定。
大历十年(775)二月，河阳三城使常休明，出城慰问防秋归来的兵士。由于其平日待兵士苛刻少恩，防秋兵与城内兵合谋攻之，休明奔东都，众推兵马使王惟恭为帅，大掠，数日乃定。“上命监军冉庭兰慰抚之”。
勘定黄巢之乱，僖宗还京。时藩镇各专租税，“河南北、江淮无复上供，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租税，不能赡，赏赉不时，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欲收盐利以赡军。重荣上章论诉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荣乃数令孜罪恶，责其无礼’，监军为讲解”。
注释4：贞元十年(794)，义成节帅李融病，军府委政植。“大将宋朝晏构三军为乱，中夜火发，植与监军列卒待之。迟明，乱卒自溃，即日诛斩皆尽”。
贞元十三年(797)，“义成军节度使李复疾笃，监军使薛盈珍虑变，遂封府库，入其摩下五百人于使衙。军士恟恟，坦密言于盈珍，促收之”。
贞元十五年(799)二月，宣武军乱，杀节帅陆长源及判官孟叔度，“监军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使总后务。全谅至，其夜军复乱，杀大将及部曲五百人乃定”。
长庆二年(822)七月，节度使李愿因“不恤军人”且“以威刑驭下”，由是“群情聚怨”。导致宣武军乱，军将趁势推牙将李岕推为留后。汴州监军姚文寿与兵马使李质合谋“斩李岕及其党薛志忠、秦邻等”乃定。
另附文说一下本书中宦官监军的历史背景：
宦官监军之所以取代了御史监军，首先是因为宦官从性质上来说是皇帝家奴，容易得到帝王的信任。宦官是宫廷中料理皇帝起居饮食、洒扫传达的侍应，他们朝夕侍奉天子，久而久之，容易与皇帝形成亲近关系，相比较与外朝的官员来说，皇帝从心理上容易倾向于信任宦官，认为他们更容易服从，听命于自己，不像外臣、尤其是宰相那么难以搞定——想想当时能够将皇帝制敕一言封驳，直接将之打回中书省重拟的门下侍中，换了你是皇帝你也不乐意天天看着这么个老头儿不是？
后人评论唐朝，有三个皇帝获得较高评价，分别是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和宪宗李纯。这位宪宗皇帝的最大功绩是主持削藩，而且取得巨大成就，出现元和中兴。这位宪宗皇帝曾贬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他问李绛：“联出承璀何如?”李绛说：“外人不意陛下邃能如是。”宪宗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联去之轻如一毛耳！”
可见，在皇帝眼中，宦官是家奴，相对于那些勋臣宿将来说易于操控，而且可以任意贬黜。而且宦官作为皇帝亲近之人，有时也的确为维护皇权出力。
举个诸位看官熟悉的人物为例子：上元元年（760年），已经是太上皇的李隆基被逼“迁居”。李辅国戎服领兵而来，被高力士喝止，李辅国上前斩杀了高力士的一个侍从。李隆基和一干随从都十分惊吓，只有高力士毫不畏惧，对挡道的士兵大声喊道：“太上皇问将士们好，还不赶快放下兵器，高呼万岁！”兵士们被高力士的凛然正气所震慑，纷纷刀剑入鞘，跳下马来，向玄宗高呼万岁。高力士还不罢休，又大声喝令李辅国：“还不赶快给太上皇牵马护驾！”李辅国虽然权倾一时，但面对这种情况，也是进退失据，嚣张气焰顿时被打下去了，只好乖乖地把玄宗护送到西内太极宫。
再者，宦官作为刑余之人，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们对皇权的渴望和威胁远不及外朝的官员们来的小，在皇帝与藩镇节度使的权衡中更倾向于维护皇权，而不像一般朝臣比较容易被地方藩镇势力所吸纳。虽然自元和之末，宦官威势日盛，“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但他们并没有却而代之，再怎么变着花样闹，所立的始终是李氏子孙。
宦官所立者皆是李氏子孙，它至少确保了李氏天下的延续，避免了唐前期朝臣和氏族势力左右皇位继承的情况，从而保证了皇权传承的稳定。而如果是朝臣权力过大，就有威胁皇权，取而代之的可能，这在唐以前的历史中就已经无数次出现过。对于唐朝皇室来说，太宗朝的争储，武后时期的屠戮以及安史之乱的影响都无时无刻提醒着他们要提防那些勋臣宿将。相比较之下，身为刑余之人的宦官自然更容易让皇帝最为放心。
再有就是，重用宦官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朝臣的表现令皇帝非常失望，使皇帝愈发不信任朝臣，不愿意再给他们过多的权力。文武大臣众多的投降变节行为，使皇帝对臣下的猜忌加深。德宗建中元年先有张涉受贿、又有薛岂盗隐官物。二臣继以赃败，自然被宦官抓住把柄，他们说：“南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周邪!”结果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依仗矣。”
当时唐朝皇帝在任用谁掌握禁军的领导权的问题上曾十分犹豫不决。宦官典领禁军最早始于代宗广德元年，正式形成宦官典军制度则是在德宗贞元十二年，但是在这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禁军领导权并不在宦官手中，而是在朝官手中。
大历五年，代宗诛杀鱼朝恩后，宦官不再典兵，其后禁军分别由朝臣王驾鹤和白志贞典领。及至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径原兵变发，乱兵入京师，德宗逃至奉天，由朝臣白志贞率领的禁军并未能召集，惟有宦官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随侍护驾。这一事件打破了德宗倚重大臣的想法，回京之后，他毫不犹豫地就把禁军交还给了宦官。
想想也是，径原兵变的关键时刻，朝官典领禁军失职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宦官却能保驾护航。作为中央直属的禁军，皇帝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随意妄为，禁军最终落到宦官手里与朝官本身的表现不佳有很大关系。由此也形成了权阉出则为监军，入则为枢密的一个晋升过程。
宦官监军当然也不是都是正面的，有一些监军的宦官权力甚大，他们牵有时会制军队统帅，如严缓在太原时，“军政一出监军李辅光，缓但拱手而已”。使军队不能灵活机动地行动，致使常常贻误战机。所以如果监军不懂军事，却常常于顶军政，使军令不能统一，这就会很大程度地消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宦官在军中“权过节度”，一手遮天，将帅则帷命是从，俯首帖耳。监军“侵扰军政，将帅不得专主。”、“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结果使“戍卒不隶于守臣，“城一将，一旅一兵，各降中使监临”。这些也是历代史家经常批判宦官监军的主要弊端，并且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但是监军使与节度使一样，是作为中央直接任命对藩镇实现统治的代表，是国家行使权力的象征。唐代朝廷颁发的诏敕一再强调监军使监临藩镇是“庶邦公事”，由此可以证明监军使与节度使的权力同样通过朝廷以颁布诏敕令的形式来获得的，并昭告天下，因此，监军使与藩帅分享藩镇的决策权与管理权并不存在所谓“僭越”或“干政”的问题。但是两者之间也确实存在职责界限模糊、职权分工不明，很难分辨。
本书正文中说宦官监军的负面评价远大于正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具有浓厚“正统”思想的儒家士大夫，其内心深处充满对那些作为帝王家奴“刑余之人”的不屑，忽视了监军使的权力来源是完全合法的这一事实。这属于个人观点，一家之言，众看官请自行理解。
本书正文中还说在平定叛乱，维护皇权上，监军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真的。他们坚定地维护本镇的稳定，对于本镇外的动乱，只要朝廷发布命令，监军使总是积极参与，始终与中央站在一起。即便臭名昭著的程元振、鱼朝恩之流，他们在王朝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同样与中央站在一起。程元振，至德中与肃宗“从幸灵武”且“翼卫代宗”，且与李辅国“助(上)讨难”，一度曾“帅兵经略河北”，在代宗的《长流程元振诏》中，虽指责他“性惟凶腹，质本庸愚”，但也不否认其略有“微劳”的事实。
至于鱼朝恩，宝应元年(762)的相州之役后，他以天下观军容使的身份监临中原藩镇，统帅神策军镇守陕州。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党项入犯京畿，代宗被迫“驾幸陕州”的危难时刻，时“禁军不集，征召离散”，鱼朝恩率“大军逮至迎奉，六师方振”，立下了迎驾大功，故“帝德之”，由是“深加宠异”。
宦官监军使，它们作为朝廷在藩镇的平衡的力量，广泛地存在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之中，有效地遏制了藩镇进一步走向分裂的势头，加强了中央对藩镇的控制，但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例如监军使举荐非人者有之，贪赃枉法者有之，统军无方者有之，妒能忌功者亦有之。由此常常造成政治上的失误以及战争中的失败。需要指出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监军使的政治品质与工作能力存在着莫大的关系，而不能将此完全归结为监军制度的本身。
所以，不可否认的，在唐代君主与宦官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矛盾与冲突，不过这更多地体现在中央层级，而在地方的现实生活中表现的并不十分明显。在藩镇中，监军使作为朝廷的代理人，忠实履行中央的使命，宦官与皇权呈现出政治上的共生关系。监军使对王朝的“忠诚”，实际上反映了宦官对于皇权的依附，他们之间结成牢固地政治命运共同体，特别在王朝遭遇严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监军使总是坚定地与中央站在一起，所以我们很容易举出众多的监军使协助或统帅藩镇军、神策军讨伐地方叛逆的事证，却很难找出监军使勾结节度使公开反抗皇权助封为虐的例子。
监军使作为保卫皇权、加强皇权的工具和王朝危机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对于维护中原藩镇政局的稳定，确保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它虽不能保证大唐江山万年，但至少在暂时延缓了王朝的灭亡这一点上，应该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