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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吉将军的情况怎样了？”一下飞机，见到在跑道旁迎接自己的洛容洹，都没来得及客套，程刚首先就问了一句。
洛容洹则很是干脆地回道：“五天前送到这边做的手术，现在已经苏醒过来了，医生说暂时来看问题不大。”
“那就行，我这回带了不少药过来，等会让医院的同志过来接收一下。“程刚轻轻点头，继续对洛容洹说道：“对了，虎三现在在哪，我去找他。”
既然知道吉鸿常没有大碍，那么程刚便将此事放在了一边，他现在更为关心的，还是如今的察东战事。
时间已经来到了33年10月，过去的几个月里，就在东北军与红军激战又和谈的同时，的察哈尔同盟军也如历史上一般，短暂闪耀后便落下了帷幕。
这并非土共或者说程刚不愿帮上一把，而是这支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相当严重的先天不良。
一方面，同盟军内部龙蛇混杂，其构成既有年初时退到察北和张垣等地的东北义勇军和抗日部队，如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再加上其他不甘投降日寇，逃离东三省的零散队伍。
其次则是之前驻守在热河的果党41军，孙殿英部和汤玉麟的残部，以及之后陆续来投的各地军队、青年学生，最后编成了十三个军另四个师。
如此总共加在一起，兵力不下十万人，看似声势浩大，但内在虚弱，战斗力极其堪忧。
另一方面，冯遇祥之所以能够将这只乌合之众统合到一起，最主要还是利用了土共北方支部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通力协助，早已下野的冯遇祥可能连自己的基本盘都没有。
但问题也是出在这里。
4月份红五军团东渡黄河，击败晋军，随即来到晋冀边界开辟根据地，5月份抗日同盟军成立。
按照土共中央的计划，二者虽暂不具备合并的条件，但可以在抗日一事上通力合作，围绕张垣城，一南一北在晋察冀一带站稳脚跟。
最初的发展还是颇为顺利的，考虑到红五军团初来乍到，穆、洛两人没有立即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而是循序渐进。
以阎西山让出的灵台县为出发点，逐步将红军的影响力拓展到了周边的广灵、涞源、蔚县等地，队伍也有所扩大。
当然，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山区建立了一套极小规模的后勤团队，为部队维修枪械、复装弹药以及医治伤员。
光是这些种田举措就花费了两位指挥员极大的精力，期间虽然也有关注北边的情况，但没曾想岔子出现得太快了。
与红军一步一个脚印的作风不同，冯遇祥的同盟军行事要更为激进大胆，刚一成立便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收复行动。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同盟军连续拿下了康保、沽源、宝昌和多伦四县，一时间名声大噪，国内纷纷响应。
但如此行为也引来了多方针对，首先自然是向来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常委员长。
同盟军打起旗号之后，这位第一时间站出来指责冯遇祥冒名抗日，不仅立即下令封锁平绥线，截断了同盟军的经济后援，最后还给捐款接济冯遇祥的朱庆澜冠上了贪污罪。
同时，常凯申甚至直接让北平、晋省等地的部队向察哈尔进逼，并派出大量特务前往同盟军中联络各方将领，使得这支本就难以团结的部队更加离心离德。
其次的麻烦则是日本人，必须强调的是，之前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除了在多伦县曾与当地伪军爆发过激战外，实际并无太多硬仗。
这里主要也是日军拿下热河不久，又在长城一线与夏国军队一直战到5月，加上东三省内部的烽火也远未熄灭，所以能够派到草原的兵力尚且有限，动用的部队还是以伪军为主。
比如同盟军进攻多伦时，此地驻守的就是一支约6500人的伪军部队，再加上由20多名日本人，三辆装甲汽车组成的特设队。
所以，虽然同盟军最后成功拿下了多伦，但这点损失对于日军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反而是同盟军这边，不像日伪军可以由后方的关东军第四骑兵旅团派出骡马队补充给养，冯遇祥的物资基本上用一天少一天，而常凯申的封锁就更是使得局面雪上加霜了。
等到了8月，日伪军兵分两路卷土重来，负责前沿防线的吉鸿常部奋力抵抗，勉强迟滞了敌人的攻势。
但是缺枪少弹的同盟军处境越来越艰难，经费耗尽，外援无望，枪弹粮食均无法补充，内部不稳，最后冯遇祥不得不解散了同盟军司令部。
本来其实可以不止于此，因为就在张垣南面便是红五军团开辟的根据地，刚刚白手起家的穆虎三再穷，省出点物资接济同盟军也是够的。
但恰逢此时，苏联方面横插一杠，土共北方支部也乱成一团，使得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应该说这时期的莫斯科在对华政策上，实在是让人捉摸不定，对于土共的态度就不提了，现在两边仍未达成完全的信任，只是勉强做到了互通消息。
而在其他军阀的问题上，苏方先是答应冯遇祥可以从外蒙提供一定军火作为补给，但之后却不知怎的又没了消息。
而就在同盟军成立后不久，《真理报》便发表评论，声称：“冯遇祥虽为自己的行为披上了‘保卫祖国，免受日本侵略’的外衣，可事实上，他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
当这份评论后来被传到土共中央时，只得到了李润石的一句评语：“不知所云！”。
但现实总是戏剧化的，从六月底开始，先是遭殃军对多处南方根据地进行大范围围剿，后是东北军进攻陕北，这不仅极大地触动了国内同志的心弦，也让收到消息的苏联变得愈发敏感。
或者说这两年苏联一直都相当敏感，自九一八之后，他们就对日军的行动极其警惕，忧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场景再度上演。
为避免与日军的冲突，苏联还在今年年初，将本应由夏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直接出售给了所谓的“满洲国”。
前不久，他们又向土共发来指示：“推翻果党统治将是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先决条件。”
接着土共内部也冒出了一些教条主义者，武断地把整个果党看成是毫无区别的铁板一块。
霎时间各种奇葩言论层出不穷，纷纷把果党内各个派别说成是哪门哪派帝国主义的走狗。
就连对那些发表抗日反常言论，甚至率部抗日的将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打着“抗日反常旗号与常争夺地盘”、“欺骗民众的把戏"，实际上是充当帝国主义的“奸细"。
进一步的，针对那些坚持抗日的果党军队，“要兵不要官"的言论也时常会在党内出现。
就差没有把矛头由外向内延伸了。
从表面上看，自李润石上台之后，土共的统战政策就有了相当明显的进步，但在基层组织中，仍有大量同志断定：“任何果党军队的长官都不可能接受统战的条件”。
在这些同志的理解中，提出统战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破常、汪的“欺骗宣传”，至于实际操作中，还是要执行“下层路线”策略。
所以近几个月的时间里，光是为了压制和说服党内那些反对的声音，李润石和伍翔宇等人就耗费了极大的精力。
可以说，能够让陕北战役适时结束，且没有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成功与东北军达成和谈，这背后土共中央可是投入了不少的心血。
但与之形成反例的就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了，虽然红军与其一直都算是盟友关系，也从未爆发过什么冲突，但中央在北方支部的影响力向来薄弱，反倒是苏联（或者说留苏派）在此颇有声势。
这其实也反映出了土共眼下的问题，那就是自去年路线转变之后，各地之间除去已经落实政策的根据地外，还有大量支部仍未及时改变观念。
比如北方支部的汇报中就是这么描述的：“自从冯遇祥移居张垣以来，此地成为北方军阀政客组织争夺战争与反常运动的一个策划中心，集合了许多失意的政客。
建立了各派别，特别是反常派别的联系，纵横捭阖地进行反革命夺权夺利的阴谋活动”。
“大家都想地盘拿在手里，争取出卖投降”“不得志的冯遇祥便乘机恢复日本在华北的老牌代理人目的，大肆活动。”
应该说这些总结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军阀的反动性本就是根深蒂固的，但过于片面地看待军阀势力，而忽略其可能的进步性，并主动抗拒与其合作，这同样会导致不少麻烦。
虽然穆虎三曾多次派出代表前往同盟军联络当地的同志，但依旧有人主张，要将受到土共思想影响队伍集中起来，进而发展为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并在合适的地区建立苏维埃。
最后经过多方整顿，北方支部的思想终于逐渐统一起来，并开始配合红五军团的行动，但这时同盟军已经日暮西山，结果还是成了另起炉灶。
至于吉鸿常的负伤倒纯粹是一次意外了，8月底同盟军解散之后，他没有如历史上一般盲目向昌平进发，而是安排到了赤城县，在此和其他同志一同开辟平北根据地。
可红军刚在此地站稳脚跟，问讯而来的果军就开始进攻，最后迫使红军放弃了赤城县，吉鸿常也是那时腿部中弹，被战士们运到后方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