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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七月底，常凯申亲任剿匪总司令，于洪城行营举行了一次剿赤会议，同时委任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
全军兵分两路，何应钦统领左翼集团军（共计9个师），从南城地区向匪区实施进攻，寻求赤匪主力决战；
陈铭枢率右翼集团军（共计8个师），从集庵、永丰、乐安方向深入匪区，实行“进剿”。
同时，在洪城、樟树、集庵等多处机场，果军又部署了空军六个编队，用于支援掩护左、右集团军作战。
——此时金陵政府总共才建立了七支航空队，每队15至20人，八九架飞机，因为之前在剿赤中的损失，其中三成人员又是刚从东北军‘借’来的。
至于其余大军，有的坐镇后方作为总预备军，有的在闽赣边境，防堵红军东进，有的沿赣江布置，负责清剿匪患，维护地方，并拦阻赤匪通过赣江联络。
另外，为了防备仍然盘踞在洛肖山脉的鹏匪（红三军团）干扰，常凯申又特地下令何剑，调集了数万湘军再次进剿槿甘山。
是以从湘东到闽西，漫长战线上可谓是布满了常公的兵力，即便如此，常凯申仍觉得不够保险，部下临行之际，他又特意交代道：
“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声东击西，预备强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袭部队须冒用红旗，使匪混乱也。”
除去冒充红军的招数外，考虑到匪区当中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了避免重蹈前两次围剿的覆辙，常凯申又想出了别样的歪招：
“对匪巢只有焚烧，才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每区约焚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若非中央苏区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山地，受眼下江淮水灾的影响不大，常凯申可能还会想出水攻的招数。
事实上，不久之前，因为长江洪水泛滥的缘故，湘鄂西根据地就一直在四处堵漏并加固东荆河堤，力图在东起彭场、西抵总口、南至峰口、北至仙桃的区域根除水患。
结果听闻匪患的果军，不仅不在驻地救灾，还趁此机会，进袭正在防汛抗洪的苏区干部与群众，甚至丧心病狂地在监利上车湾掘堤，妄图“水淹匪巢”。
总的来说，基本没必要对这些反动派抱有任何的期待。
八月十日，随着左右两路大军纷纷进驻，第三次围剿的部署正式完成，当夜常凯申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
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
只不过，他估计根本意想不到，红军这边对果军的绝大多数行动，已经是了如指掌，就连口袋都给人家扎好了。
严格来说，之前的两次反围剿，红军并未作完全的努力，这并非是消极畏战，而是李润石与王凯，在结合了历史资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之后做出的有力判断。
虽然在去年时，常凯申就已经被红军北上行动给震住，并且自认为相当重视剿赤工作，但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他的重视依旧还是浮于表面。
毕竟以果府的行政效率，其情报工作至今还是停留在依靠土共叛徒和土共地下党的层次。
所以即便是吃了不少败仗，也收到了手下送来的诸多战报，可这些废柴依旧没有意识到，如今的赤匪，早就不是多了几杆枪能形容的了。
当然，像程刚这样的存在实在是惊骇世俗，确实很难有人能想明白，而按照常规思路去猜测，再高看也达不到红军的底线。
另外，财政和兵力上的困境也是原因之一，刚刚打完中原大战，哪怕是借钱，想要将借来款项购买军械，再拉出壮丁训练成伍，那也需要一定时间来准备。
所以前几次真正投入到战场当中的遭殃军主力，最高时也不到10万，其余的大多是用来滥竽充数的地方军阀，而这些部队打打顺风仗倒也罢了，对阵让他们屡屡吃瘪的红军，实在是上不得台面。
于此同时，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的这半年时间里，红军或者说土共，其实都处于一个相当要命的转变时期。
高层之间的斗争，白区干部和苏区干部之间的融合，以及整个基层组织的培训，都是一个个艰巨且庞大的任务，在未能做好充足准备之前，即便打了再多胜仗，也很难有条件去消化。
如果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当中拼尽全力，和当时的十几万大军斗个你死我活，当然可以获得最大胜利，无非是代价多少而已。
但是打完之后，付出偌大的代价，如果不能及时扩张根据地，经济上便很容易陷入困境，而过度的扩张，又很难接住敌人下一轮的进剿，自身的干部队伍也承担不了如此繁重的任务。
所以之前的两次胜利，红军虽然也是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上上下下都对此振奋不已，但少数几个高层干部非常清楚，那不过是把人打疼打退了而已，真章还是得看第三次。
于是，一直等到了七月底，被折腾得不行的常凯申，终于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并下定决心和赤匪斗上一场，乃至干脆在洪城长住了下来，不再像以往那般四处游荡。
这点从军队部署上也可以看出来，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常系重将，能够出现在“剿赤”名单上，自然显示了常凯申对围剿赤匪的高度重视。
但是，时间的延后，却让他不得不面对新的麻烦。
首先是国内的政局变化，今年二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常凯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常行动不断发酵。
五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常通电，迫常引咎下野，果党内政有向武力冲突演化的趋势。
本来按照常凯申的设想，是打算变更自己的出牌方式，即不再只于政坛中纵横，而是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同时，军事上加紧准备对匪区的围攻。
历史上的常凯申便是如此选择的，以至于红军高层也没能预料到，他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使得事先准备不够充分。
而且因为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地区，以东谷为核心的根据地几乎处于不设防状态。
若非最后红军绕道千里，沿着赣闽边境，南下进入锐京，再由锐京向西北方向进军，转入兴郭山区，后果还真不堪设想。
可惜的是，因为程刚的插手，常凯申眼下的政治威望以及国际影响，都打了不小的折扣，以至于面对政敌的反攻，他的表现要更加狼狈。
毕竟，多打了这么多败仗，又多借了那么多钱，洋大人先前吃的亏也没能帮人家讨回来，这些都是得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即便常凯申一直强撑着，表现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也掩盖不了他愈发慌张的现实。
不过，因为没得另一时间线的历史作为参考，他对于自己的处境变化，倒是并没有多少感受，只是在离开金陵前的夜晚，跟自家达令私底下说道：
“可惜我受此拖累，未能实现先前一石数鸟的计谋，若能在月初就将部队调至江西，既可出其不意打击赤匪，又可及时防范两广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
倘若早日消除匪患，甚至能‘乘胜南进，攻打广东’，如今晚了一步，又偏偏遇上水灾，以至于后勤运输都成了难题，委实恼火。”
当然，即便有了如此抱怨，凯申公还是没有忘记剿赤的初心，并且牢记自己“运输大队长”的使命，第二天醒来之后，就“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前往洪城的军舰。
至于从五月起就在江淮流域蔓延，到了七月，已经造成数座城市被淹，几十万人沦为难民的水灾。
在常凯申眼中，这只不过是可能影响战争后勤的不利因素而已，其重要性，根本比不上和政敌之间的斗争，更遑论和一生之敌的战斗了。
倒是这回不同于历史的延后，使得早早做好准备的李润石白等了不少时间，换个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常凯申歪打正着地“占了次便宜”。
不过李润石自己的心态倒是保持得不错，他很清楚，哪怕眼光再独到，手中掌握了再多的资料，也不可能将大局脉络完全预料到位。
比如这次，李润石通过历史上的资料，知道到常凯申可能会在第二轮围剿后再次进犯，但具体会在什么时候，或早或晚，这是没法确定的，一直到监控电台收到了确切的消息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断。
即便如此，也足以红军在整场反围剿当中占据先机，更何况，这支红色猛虎的獠牙，直到现在才不过刚刚显露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