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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9月李书记领导的起义开始，同月的鄂中钙洋和琼崖多地，10月的陕北青间和直隶玉田，11月的豫州确山、粤南海露风、鄂北黄麻、赣西南东谷，12月的粤南省城，今年1月的赣东北戈横，2月的闽南平合，3月的湘西北桑枝和闽西隆岩，4月的陕中渭华，5月的苏南泰靖南……我们党前后发动了大大小小多次起义，其中大部分起义部队在遇到敌人的重兵围攻之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失败，随后不得不转入秘密斗争，进入山区进行游击战斗。
而且上面我列举的这些起义，还只是这其中造成了一定声势，我们可以搜集到资料的一部分，更多的情况现在完全来不及考证。如此大量的失败，我们牺牲的同志还有群众，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可以说不计其数。所以从这么多失败的经验当中，我们必须要吸取到足够的教训。
根据这些资料，我总结了两个问题，趁着这次机会和大家做个初步的探讨：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影响。去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左”倾情绪逐步滋长，很多同志对当时严酷的国内外形势缺乏心理上的准备，以报仇、挽救革命为目标的党内革命急躁病有所发展。
第二、在地区选择上，起义地域集中在平原地区和中心城市。我们大部分地方组织领导的农民起义，要么是直接在城市或县城开始活动，要么就是起义之后也要先去攻打大城市。结果是在这种地势平坦、易攻难守的环境下，敌人能够在短期内调集各地优势兵力围攻我们的起义部队。
这里我先分析第一点。去年11月中央在华亭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其中通过的任务决议案，否认了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认为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制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提出要造成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局面。
但很明显，这是存在极大问题的，去年我们的组织和革命群众运动遭到了敌人的极大摧残，组织人数从北伐时期的近六万人锐减至一万多人，这不是低潮还是什么。但是在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强行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注定失败的暴动策略，在实际工作中给组织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好在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已经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批评和抵制，到了今年年初，许多地方就停止了执行。而到了２月下旬，国际执委的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内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这次的错误，４月下旬，中央讨论并接受了这一决议案，直到这时，这轮“左”倾盲动才算在全国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同志们，这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因为信息流通不畅，中央的情况我们现在了解得不多，中央对我们的情况也了解得不多，再加上整个组织内部浓厚的左倾氛围。所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级组织在决策上的失误就很容易在下级当中逐级放大，从而导致很多不可挽回的失败。
我理解大家的感受，从去年开始的恐怖时期，我们的同志被杀得人头滚滚，很多同志的亲人、朋友都牺牲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各地的组织也被破坏得支离破碎，所以大家想要报仇，想要尽快挽回这种低潮的局面，这本就是人之常情。
在这里我需要给大家讲下马克思的故事，相关背景大家后面可以去图书馆里了解，我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欧洲大革命兴起，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真正的实践检验，所以马克思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身于这一洪流中，并亲自为德意志革命制订了斗争纲领。
但是，这次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共运遭到严重挫折，整个欧洲由此进入了政治反动时期，在欧洲大陆上的结社权和集会权被废除，革命者到处遵到羁押审判，反动派杀戬汹汹，无产阶级政党失去了建立合法组织的可能性。在越来越严重的迫害下，无产阶级运动一片沉寂，被迫转入地下，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侨居伦敦。
可以说，当时的马克思就和现在的我们一样，同样是面对如此的白色恐怖，面对如此的革命低谷，刚刚满怀信心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当然心情难以平静。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从此沮丧不振，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在革俞的挫折面前低头的。
马克思转而客观冷静地面对现实，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革命工作中。这之后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总结欧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进行“不断革命”和建立“工农联盟”的口号和理论；第二、进一步从经济学角度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第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骨干，积蓄革命力量，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干部组织准备。
同志们，这就是革命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当时的马克思势单力薄尚且毫不言弃，而我们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和军队，还有这么多优秀的同志，还愁什么红旗能不能扛下去。老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咱们根据地五千多号人，只要坚定信念，肯定能够找到正确出路，把革命进行到底。
当然了，让我们学习历史，并不是让我们照搬历史，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要“实事求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和把握客观事物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所以不能看到书上写了什么，就不做调查，不去思考，想当然地把书上的内容当成圣旨去执行，这是必然要出大问题的。
罗米那兹就犯了这个错误，马克思提出的“不断革命”，是要求无产阶级要有彻底革命精神，坚决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及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把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而当前国内的局势，旧式的民主革命已经失败，新式的民主革命尚在萌芽，在这样一个局势下，国际代表口中的“不断革命”，就成了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的命令，让我们仅存的革命果实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暴动，这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所以很快他的决策就被证明错误，并且被组织抛弃。
再回到第二点，为什么我们不能走苏联的城市路线，而需要走一条全新的农村路线，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必然选择。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组织力和影响力相对集中于各大城市和县城，但是起义之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就给起义部队作战和行动带来严重困难，起义部队很难在敌人重兵环伺的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极不利于弱小的红色武装的发展壮大。
此外，起义的组织领导者缺乏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参与起义的大多数士兵对于革命没有清楚的认识，加之粮食、衣物和弹药缺乏，在敌人正规军、民团、土匪联合阻击下，起义士兵容易发生思想涣散、动摇。
所以，现在的国内局势，一方面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构。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武装只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偏僻的农村和山区，才能发展壮大，逐步取得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基于我国国情的合理运用，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重要体现。
对于以上两点，在场的很多同志应该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去年从起义开始，到攻打潭州，最后退回槿甘山，期间暴露出的问题，主要也就是这些。现在我们的革命局势稍有改善了，其原因就是我们找到正确的道路，所以这次会议之后，我希望所有同志都能够到台上来做一次自我批评和总结发言，讲一讲这一系列斗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自己的心得体会，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
现在是五月下旬，根据地的土改现在已经到了中期阶段，为了总结各项工作的经验，为后续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根据地的头头脑脑纷纷从田间地头回到了会议室，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总结会。
只是大家没有想到，会议刚刚开始的时候，最近一直在埋头苦干极少发言的程刚，直接上来就放了个大炮仗。而这次炮轰的对象，居然还不是大家心里稍有怨言，又不敢做声的两省省部，而是直接朝向了最上层。所以，虽然不少同志对于程主任这次旁征博引又精辟老道的发言颇为认同，但如此的局面却又让人不敢轻易站出发言，倒形成了如此短暂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