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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二小姐和孔令侃的被抓，当然掀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以前威风赫赫的两人就这么被抓了，而且还被关到了军营里看押。
等他们真的反应过来的时候，表情不一。有高兴的，有沮丧的，有伤心的，有愤怒的，有幸灾乐祸的……
高兴的，当然是那些被两人祸害过的苦主了，他们认为他们讨债的时候到了；沮丧的，当然是那些参与了此次行动，但却失败的弱小势力，他们认为既然这两人都被抓了，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捏着鼻子认栽了；伤心的和愤怒的，当然是两人的亲朋好友了，他们认为西国党此举简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是对他们的侮辱；幸灾乐祸的，当然是参与了此次行动的大势力了，他们认为自己的盟友不是只多了一些，而是多了一大群。
不管外界怎么反应，反正西国党的公开审判是准备开始了。
审判开始前两人的一些亲朋好友还到处托关系，希望不要对两人进行审判，大不了自己花点钱将两人取保候审，省得蹲监狱。
以前他们的方法百试百灵，可没想到的是，这次他们的努力全都以失败告终。不但花出去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连面都没有见到。典型的花了钱，却没将事情办好。
看到这些方法不灵，他们又用起了新方法——找人直接和李斌谈。
在这人选上，他们可是煞费苦心。首先呢，这人一定要人事李斌，最好是关系很好的那种。其次呢，这人的口才一定要好。最后呢，这人的身份地位也要高，虽说不能和李斌同级，但也不能差到哪儿去。
选过来选过去，他们发现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谁呀？
杨永泰是也。
杨永泰是姜分的首席幕僚，被姜分称为当代卧龙。那么他的能力肯定是顶呱呱的，再加上杨永泰曾经和李斌见过几面。虽说不是很熟，但也算认识了，不是？
于是他们就去求杨永泰帮忙。可没想到杨永泰直接回绝了，还说：“自己绝不会为这种祸国殃民的人说情。”
看到直接路线走不通，他们又走起了支线，希望要姜分帮帮忙劝说杨永泰接受此次任务。
姜分无奈之下，只好去劝杨永泰。没想到杨永泰直接将姜分骂了个狗血淋头。弄得姜分很久都没有和杨永泰说一句话。不为别的，实在是姜分自己心虚呀！
看到杨永泰不行，他们这些人又找人，找来找去最终还真的发现了这么一个人——被软禁的东北军少帅，张汉卿。
要说这张汉卿呀，怎么说呢？脑袋时灵时不灵。
在后世，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作林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汉卿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林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七月一日，张汉卿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别看这段话很短，很简单。但当时的张汉卿面临的压力大了去了。一方面是日本人的步步/逼/迫，当时的日本已经有了直接出兵的打算了；另一方面是国家、民族大义。
好在张汉卿在最后关头作了正确的选择，不然他就成了民族罪人。
一九二九年七月，张汉卿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八月十四日，朱加什维利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汉卿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汉卿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张汉卿为了收回外国在华特权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值得肯定与赞扬。
一九三零年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兆铭联合严锡山、马玉祥、李中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姜分南京中/央政府及东国党中/央会议的内战，五月姜分宣布“平叛”，史称中原大战。手握重兵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张汉卿成为交战双方争取的对象。反姜派于四月一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九月反姜派成立北平国民政府后任命张为国府委员（共七人）、承诺政府一半的部长职务为奉系人员担任，最后战事不利时又许诺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让与东北军。
一九三零年六月二十一日，姜分也任命他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许诺平津地区的军政、财权均归张汉卿掌握，黄河以北地区全由张汉卿节制，还任命张汉卿部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王家桢为外交部次长，又以数千万元巨款收买。应姜分请求，英、法驻华公使也出面对张施加压力。
张汉卿在双方矛盾之初，于一九三零年三月一日发表《劝告姜严息争通电》，表示“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声称自己中立并调停劝和。为表示中立，拥有东北兵工厂的张汉卿向交战双方都出售武器。但实际上张汉卿较为倾向姜分，张与姜的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很亲近，对严、马等人的代表则较为冷淡。不过由于奉系内部对是否介入中原大战以及帮助哪方有诸多分歧，张汉卿并未下定决心入关助姜。
随着中原战火日益扩大，交战双方都极力拉拢张汉卿。一九三零年七月二日张汉卿以养病为由，避居葫芦岛一个多月。七月下旬，马玉祥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总的攻势，以配合晋军夺取战略要地徐州。但由于严军配合不好，马军给养不足，未能如愿，南方桂军又中途受阻，回师湘桂边界。姜分趁机调动援军增强陇海线防务，反姜力量处于劣势。当时张汉卿分析，如果姜分部队夺回济南，那么姜在中原大战中将获胜的局势就基本明朗了。至此，张汉卿感到摊牌的时机已到。
一九三零年七月十八日张汉卿密电张群：“弟拟暂不返省，刻已派车迎岳军（张群字岳军）兄来岛畅谈，耀（方本仁号耀庭）、铁（指吴铁城）两兄如能同来，尤所祈盼”。吴铁城、张群来岛后，张汉卿向他们表示：“姜军如果夺回济南，就可以考虑出兵”，但仍不肯表示具体出兵时间。八月初，张汉卿从葫芦岛到北戴河，进一步观察时局变化，把握着出兵时机。八月中旬，姜军攻取济南，反姜联军出现无法挽回的败局。
张汉卿感到出兵时机已到，一九三零年八月三十日，他致电张作相、万福麟：“良于卅日返省，现有事待商，希即来沈为盼。”一九三零年八月三十日，张汉卿返回沈阳。
一九三零年九月十日，张汉卿在北陵主持召开东北最高会议。在会上张汉卿详细阐述了他决定出兵华北武装调停内战的原因。他指出：第一，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欲抵御日寇，必须国内统一，南京政府是全国统一的政府，支持了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第二，扩大会议内部派系多，分歧大，严马反复无常，不能成大事；第三，姜分亦系一阴谋野心家，对东北无特殊关系，如想搞垮东北会不择手段，为防止姜分继续分化东北军，只有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第四，姜军已攻下济南，“应实践对姜的诺言”。张汉卿的精辟分析是经过数月冷静思考后得出的，其有理有据，使一向反对出兵的张作相也无话可说，与会者一致同意张汉卿的主张。应该说，张汉卿做出拥姜入关的决定，既是维护自身所在的奉系集团的利益，又有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心的考虑。
一九三零年九月十八日，，张汉卿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不失时机地出兵华北，十多天时间，东北军即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占领。十月十五日，严锡山、马玉祥、汪精卫联电张汉卿，表示接受和平解决。随后，严、马联袂下野，晋军、西北军分别为张、姜收编。
中原大战后，张汉卿成了赢家。张在中原大战胜负已分时入关，未受到任何损失，他却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张部一入关姜即发开拔费五百万元），还于战后获得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指挥。政治上张汉卿还获得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成为姜分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其部下也有多人进入南京中/央政府。中原大战后的张汉卿，实力和声望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但是，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汉卿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中原大战后入关的大批东北军没有回防，一九三一年张汉卿为了讨伐石友三又再度征调部分东北军精锐入关，导致了东三省兵力的进一步空虚。这些都给图谋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正好是张汉卿入关的一年之后的九月十八日，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张汉卿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九月六日张汉卿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是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张汉卿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姜分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汉卿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汉卿和姜分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十一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汉卿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汉卿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
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汉卿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江桥战斗结束后，张汉卿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汉卿未能拨援”。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汉卿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汉卿，克日出兵”。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东国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而十一月锦州事变中，张汉卿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汉卿致姜分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顾维钧于十二月三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汉卿）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汉卿：“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姜分亦于十二月八日致电张汉卿：“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十二月二十一日，张汉卿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汉卿抵抗，十二月二十五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汉卿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十二月三十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一九三二年日本策划的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九月十八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姜分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汉卿和姜分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汉卿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姜分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汉卿下令撤退，而姜分日记表明其迟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张汉卿在东北一九三四年二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一九三五年三月，任武昌行营主任，十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工驻工农国际代表王名在莫斯科以中工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姜分到西安督战。张汉卿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姜面谏，却遭到姜拒谏。姜分令张汉卿、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国工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姜分请愿示威。姜分强令张汉卿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汉卿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汉卿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汉卿与杨虎城兵谏姜分，共同逼姜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当天，张汉卿、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的要求。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姜和放姜的争执，但张汉卿、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姜分。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汉卿商议释放姜分的四项条件：一是姜分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东国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西安事变最终还是和平解决了。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汉卿主动乘飞机送姜分返回南京，结果却遭到了扣押。杨虎城则出国考察去了，知道抗战开始了才回国。可杨虎城刚回国没多久，也被姜分扣押了。
张汉卿与杨虎城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一九四一年五月张汉卿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汉卿关在麒麟洞，于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把张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一九四四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姜分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汉卿。不久之后，张汉卿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一九四六年十月被送到台湾，一九四七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一九五七年十月移至高雄市西子湾，一九六一年秋移居台北市北投居所，在三地都过著软禁生活。张汉卿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后有情妇“赵四小姐”。他后期信奉基督教，这是他早年读教会学校的早期信仰，一九六四年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姜中正令张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
张汉卿最终于二零零一年在美国病逝。杨虎城则在一九四九年于重庆被杀。
纵观张汉卿的一生，在九一八事变前很有头脑，做事也很有条理。虽然因中东路事件被苏联狠揍了一顿，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但那是因为双方的实力相差实在悬殊。等到了九一八事变了，突然间脑袋不灵光了。最终丢了自己的东三省老家。好不容易在西安事变的时候脑袋灵光了，可没想到事变一结束脑袋又不灵光了，居然主动送姜分回去。此后他的脑袋一直不灵光。好不容易等到姜分死了，自己终于有机会回到东北老家了，他却远遁美国，最终客死异乡。如果当年张汉卿辗转回到中国大陆，中国早就完成统一了。
可别认为这是说笑。
事实上，当年的张汉卿虽然手中无一兵一卒，但他的影响力还是有的，特别是对那些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老兵来说。要是当年张汉卿回到大陆了，那些老兵十有八九都会嗷嗷叫地回来，要是台湾方面胆敢弹压，势必会引起兵变，到时候大陆方面可以毫不费力地拿下台湾。
而且当时的国际局势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当时美国正处于战略收缩期，苏联处于战略扩张期。面对共同的敌人——前苏联，中美两国必定会联合起来。到时候身为台湾主子的美国一发话，要求台湾方面和大陆方面进行和平统一的谈判，台湾方面敢不答应吗？相信到时候中国的统一指日可待。
要是上述真的成为了现实，哪儿还有后世一直存在的台海问题。中国，整个国家的安全形势，势必大为改观。日本都要仔细掂量掂量稍微惹中国不高兴的后果。美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中国。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汉卿是国家罪人、民族罪人。
偏偏这样一个人在后世还被评选为“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想想也是，在后世，尽管工农党在陕北实现了三大方面军的成功会师，但总的来说，工农党的军事实力也太弱小了点，兵不过五万，弹药数量也少得可怜。那时候的姜分正集结重兵，准备对工农党发动最后一击，彻底消灭工农党。结果谁知道张汉卿给他来了一出兵谏，弄得姜分不得不当着所有人的面，放下了手中正砍向工农党的刀。可以说张汉卿挽救了垂死的工农党也不为过。这样一个大恩人，要是都不好好感谢一下，那还了得！？
这一时空的西安事变后，张汉卿还是被姜分扣押了，这一扣押就到了抗战结束了。本来姜分还想将张汉卿继续扣押下去，但张汉卿却像姜分表示自己要去见李斌，要李斌任命自己为东北地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相信李斌一定会答应的。
本来姜分是不打算让张汉卿去的，但因为孔二小姐和孔令侃的事情，宋美琳心烦意乱，眼下宋美琳突然发现一个就处二人的机会摆在了她的面前，他当然要积极争取了。
于是姜分被迫同意让张汉卿去见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