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会战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烈阳化海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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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八”淞沪会战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九一八,我知道的也不多,所以今天,这里不说九一八,来说说那之后的松沪会战中的十九路军。

    1931年冬,国民党内派系的激烈斗争逐步已形成宁粤合作的局面,新组成的政府为了巩固地位,推举原粤军战将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并从赣南”剿共“前线抽调十九路军来京沪卫戍,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

    早在赴沪之前,十九路军已得到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消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侵得

    东北如探囊取物。当时,陆军上将马占山,率部奋起抗日,血战嫩江桥,打响了在东北武装反抗日军侵略的第一枪。马占山原是绿林出身,系奉军张作霖的一员虎将,他的抗日迹,激励了十九路军上上下下所有的将士。蔡廷锴急电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请求北上抗日,但等来的回复却是调护京沪的命令。

    军令如山。

    十九路军部队陆续进驻京沪,并做了战略部署:七十八师驻松沪南翔等的地区,师长区寿年;六十师驻苏州,常州,师长沈汉光;六十一师第一旅接防龙潭,栖霞山,镇江一带,其余部队待命南京,市长毛维寿。

    而日本方面,也开始故技重施,为进军上海制造事端。

    1932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浪人,僧人,在马玉山路上与张贴声援东北抗日战将马占山标语的三友实业社绵织厂工人发生冲突,双方互有损失;十九日,日本浪人在三友实业纵火;二十日,日侨大规苏等请电日本政府:出兵上海,镇压上海的抗日运动,日本政府也提出了五项要求:一,驻上海十九路军应遵守日通牒,限于本月27日以前撤退30公里,并不得有敌对行动;二,查封上海《民国日报》,并取缔抗日分子;三,日方被三友实业社工人打伤的人员,要赔偿金;四,上海市政府须向日方道歉;五,以后不得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加强对中国内陆的渗透和控制,及对付上海反日势力,内阁委派田中隆吉出任上海日军驻华公使助理兼上海特务机关长,并派遣了著名特务金碧辉(川岛芳子)和海军特务河端贞次,和十九路军及王亚樵和安昌浩的秘密锄奸团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

    1932年1月26日,南京政府正式接受日本的五项要求,第二天,便向十九路军下了撤军令: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十九路军防务,归松沪警备司令戴指挥,以资缓冲,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为要。

    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化为乌有,但就在十九路军即将撤军之际,日本使馆送来了一份文书,这是日本舰队司令盐泽和日本领事村井写给蒋光鼐和蔡廷锴的,内容是:贵军昨夜无理袭击日本皇军执行公务,非法查抄日本侨民私宅,擅自拒捕日本侨民。已严重威胁到了我大日本侨民在上海的财产安全,损害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应侨民之愿望,奉天皇之旨意,我军对此实不能只袖手旁观……

    无疑,这是战书。蔡廷锴下令:“所以驻沪守军进入阵地,对胆敢进犯之敌决不可手软,坚决痛击。”

    大战,一触即发。在整个松沪会战中,日军三度易帅,成为松沪会战中明显的战争标注点。

    一、倭首-盐泽幸一

    初战,目标闸北。

    但南京政府已答应了五项条件,再派兵攻打闸北显得理由不足,于是,盐泽以日军海军司令长官的名义发布了一项通告:“帝国海军鉴于多数日侨居民住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除。”

    副本通过警察局转给十九路军及龙华警备司令部,而盐泽也请来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村井领事及在沪的重要人物,想让他们听到皇军一举攻占上海闸北中国守军阵地的胜利消息。

    盐泽派出了便衣队及皇家海军陆战队,分五路袭击闸北。偷袭通庵车站的一队混合编队从日军司令部出发后,便衣队走在前面冒充逃难的市民,被识破,与龙华警察展开了巷战。几十倍于华警的日军起初凭着装甲车和钢炮的掩护,在死伤了十几人以后突破华警防线。这时,华警援兵到达,采用“屋顶”地势战,在包围圈内投下手榴弹并用机枪扫射,日军死伤过半。陆战队因有装甲车开道,一直向前冲,十九路军六团一营闻讯赶来,迎着日军排枪齐发,爆破组用扎成捆的手榴弹炸得装甲车动弹不得,日军死的死,活着的纷纷逃散或做了俘虏。

    在此之前,盐泽一直以为中国军队不敢反抗,航空飞行队大队长龟田向他请战,他统统让他们回去睡觉,现在初战的失利让他有了警觉,派出了航空队。五架日军轰炸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飞向闸北十九路军防区上空,准备进行空袭。

    日军投下第一批炸弹,但并没有炸倒十九路军的工事,却统统丢到闸北的居民区里,燃烧的居民房屋,火光已映红了半边天,但却没有激烈的枪声,蒋光鼐断定,日军将发起更大的攻势。而此时,第六团防地成了战略要地,旅长翁照恒下令原驻防江湾附近的五团二营向前挺进到劳动大学附近,牵制日军兵力,掩护六团二营的左翼。

    不出所料,日军很快发起第二次进攻,这次他们总结了上次失败的教训,进攻之初便首先抢占了制高点,从上往下用机枪猛烈扫射我军阵地,同时还投掷手榴弹。六团一营伤亡很大,日军陆续冲进我军阵地,情急之下,我军利用街道两旁的屋顶,抢占有利地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军以为中了伏,纷纷退逃。为了有效的遏制日军的空中优势,十九路军将驻守在大场的高炮连调到闸北,组织对空火力,并令各连的轻重机枪补充高炮火力。

    根据几次与日军交火经验,日军先是用炮火为步兵开辟道路,随着炮火的延伸,装甲车和步兵就冲上来。利用这一阵形特点,我军指定了一套方案,先炸掉后面的装甲车,后与敌人打近距离机枪步枪战,这一战略果然奏效,闸北在日军的多次强攻下,安然若是。而日军却损失甚重。盐泽原先以为4个小时就能拿下的闸北,在动用上海所有兵力,历时20个小时后,依然固若金汤。日军的兵力与武器以明显不足。

    盐泽急见总领事村井,让他请英美等中立国家出面调停。要求停火,做停战谈判,以拖延时间。显然,蔡廷锴明白停战谈判只是日军的缓兵之计,但考虑到因战火而被困在闸北的大批居民,只能进行停战谈判,定于1月31日进行。但由于日军在谈判中提出了不合理要求,双方并未就停战达成协议,仅订了停火三天的协议,即从1月31日下午到2月3日下午。

    但这协议形同虚设,在停火期间,日本大量增派了上海兵力,加贺凤翔两艘航空母舰抵达黄浦江口,3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随之而来。同时,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多艘巡洋舰及鱼雷艇也载队前来,种种迹象表明,日军有意扩大松沪战争。

    而在我军,早在29日,蒋,蔡等人便命令十九路军所有部队向松沪集结,驻守镇江,南京等地的三个师均调入上海,以应付日军的司马昭之举。

    双方都在为重新开战积极紧张的准备着。

    2月2日,真茹车站刚刚开来一趟军列,承载的是准备调往前线的士兵和义勇战士,列车一进站,潜伏在福建的日军密探便报告给了日军海军司令部。盐泽命令日军空军出袭,不到几分钟,刚才依旧怀抱着报国之心的年轻战士葬身火海,死伤惨重。蔡廷锴对来沪采访的斯诺说:“这就是日军与我们签定的停火协议……”

    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在空袭了真茹车站的军列后,又出动了大批飞机对青天路,天通庵路等路线我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轰炸,并主攻七十八师五团三营的阵地,企图以次包抄我军左翼,三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与当晚对虹口日军司令部进行轰炸奇袭,杀了个日军的措手不及。

    另一方面,日军的特务活动却深入到我军部队防区,为日军空袭提供情报,使我军损失严重。龙华松沪警备司令命令侦察队长赵春林惩治日本间谍汉奸,但赵春林的侦察结果却令所有人有口难言-日军的最大助手不是日本特务,而是国民政府中央。

    战争还在继续,争夺吴淞要塞的战斗,战况激烈。双方炮战,枪战,整个吴淞口一片火海,蔡廷锴亲临前线。盐泽下令在下午2时前,完全夺取吴淞要塞,集中所有火力朝吴淞炮台的东北角一处猛烈轰击,炸开一个缺口,准备强行登陆。翁照恒提出将计就计,放敌上陆,达埋伏战。晚8时50分,日侦察机对吴淞炮台进行了5分钟的低空侦察以后,未见炮台有重兵把守,日舰便壮着胆子停靠在缺口附近在重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六七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纷纷登陆,就在日军加快冲锋速度时,我军早已埋伏待命的军队,火力全开,顿时间,弹如雨下,整个河滩上日军死尸堆叠。

    蒋介石方面,迫于外界压力,调驻守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组成的第五军,配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一团的炮营,由张治中出任军长兼八十七试市长,准备赴沪参战。赴沪之前,张治中写下了遗书。

    而在闸北,吴淞地区为期一个星期的激战,完全粉碎了敌军的总攻,敌司令盐泽幸一也因此被免职调会日本。

    二、倭首-野村吉三郎

    野村来到上海,对西方记者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三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以待,届时即可结束华军之抵抗”。

    野村十分崇尚孙子“奇正相生”的战术,通过研究。日军渡过蕴藻浜三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三时,在他看来,只要占领该地便可断吴淞与闸北之间的联系,从而各个击破。

    2月7日,野村出动24架轰炸机及几十门野炮猛攻吴淞。这实为声东击西计,偷袭蕴藻浜才是真目的。虽然翁旅长早已看破此计,派兵增援蕴藻浜,但是敌我双方依然势力悬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七十八师八连死伤过半。后利用地势将日军拦腰截断进行狙击,方才转败为胜。

    2月10日夜晚,我军四团三营营长梁文带领两个连及便衣队,突然停泊在蕴藻浜和黄浦江连接处的日舰及附近日军驻营发起进攻,日军如梦初醒,却已伤亡甚重。

    翌日,野村不甘心站败,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了大量烧夷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我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至晚7时,我军击退了这一波来袭。

    其中,纪家桥之战是11日凌晨4时开始的。野村命令陆军炮队猛轰此岸的六团九连阵地,并且大量施放烟雾弹,与此同时,舟桥部队开始攻桥。

    6时,九连几乎伤亡殆尽,敌师团突破九连防线,占领如家湾等地,并把姚家湾做为巩固北岸日军战地的支援点。夜晚,我军巧渡小河,第四团一举夺回北岸阵地。

    经过几次战事,蕴藻浜依然稳固如山,野村把他最后的顽抗之地选在了闸北,他用上了所有预备队,准备孤注一掷。

    日军指挥官池边大佐经过两次冲锋,不克;转而进行巷战。日军还是重搭装甲车进入街巷,我军则以义勇军队为主力应站;日军出战前为了便于夜里分辨敌我,统一用了白色绑腿,但这而成了靶心;大队和十九路军遇白便砍,杀得日军四处逃窜,死伤多。池边也在此役中毙命。

    至此,野村进攻闸北的战略被粉碎了。

    2月13日,野村被撤职,由第九师团长陆军中将植田谦吉接管。

    三、倭首-植田谦吉

    植田曾参加过欧洲战争。日俄战争及奉天岭役,1920年又奉夺出征西伯利亚下显赫战功。他一到任,便制定了“中央突破计划”即以江泠为正面、吴淞为右翼、闸北为北翼的战略。迫使十九路军撤退并于2月18日向蔡廷锴转交“哀的美敦书“,单方面提出十九路军撤军事宜。指出,若不实行,后果自负。

    蔡接到植田这个荒谬绝伦的“哀的美敦书”后,即送蒋光,决定召集高级官长会议。大家在会上看见这个文件都很气愤。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复文。

    这时,敌全部兵约已有二、三万人,野炮六、七十门,并有陆敌队分布次要战线,敌舰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飞机增加为六十余架。

    2月20日晨,敌发动又一次总攻。先以大炮分向我江湾、庙行等地猛轰。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甚凶。我军在装备上比敌人差得多,但与敌人接战了二十几天,取得了一些经验。当敌人倾巢来犯,敌火猛烈时,我军隐伏战壕以逸待劳,侯敌军接近时即以手榴弹还击,敌人攻势每为我击破。向我炮台湾进犯的敌军,被迫后撤。闸北敌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地雷,死伤严重,残余士兵向沈家湾溃逃。江湾,庙行间的战斗也激烈异常。这两处战地位于闸北与吴淞之间,形式重要,是敌人攻击的重点。21日起,在敌酋植田亲自指挥下,以步兵数千人配合飞机,大炮,向我军冲击,敌我死伤均重。延至23黎明,敌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我江湾镇,我军对敌冲锋多次,弹雨血花,杀声震野,敌不支溃退。我生俘敌营长一名以及士兵数百人,缴获步机枪数百,江湾阵地始终确保。庙行方面,敌从22日开始,向我竹围墩间的麦家宅战地进攻,发炮数千发,飞机轰炸终日不停。我八十八师二六二、二六四两旅奋力抵抗,正在危机时,我六十六师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八十七师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庙行战地终于转危为安。此役敌遭受重创,当晚敌第九师团有一部分散兵,逃到杨树浦汇山码头一带,企图觅船回日,其狼狈情况,可见一斑。

    此后一连几天,敌方继续用飞机大炮向我阵地轰击。至25日,敌向庙行前线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六十一师一二二旅和独立旅古鼎华团等新接防地进攻,炮火集中在金家码头一带,十几分钟内,落弹数百发。古团几乎支持不下,经六十一师一二一旅以预备队全部赶到增援,两部回合,拼命坚持。七十八师一五五旅生力军又从广肇山庄和何家宅一带向敌猛攻,反复冲杀;至晚又会同一二二旅五团侵入小场庙的敌人反攻,最后展开肉搏,战地终于收复,至使植田所不耻的总攻计划也宣告破产。

    四、倭首-白川

    此时,敌旗舰“出云号“被我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无法速决,引起了反战浪潮。但当权派骑虎难下,仍然进一步不止军事行动,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替植田,增设三师兵力和飞机两百多架来华,兵力已达六、七万人。而我军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一个月,人员武器丧耗极多,且补给又无望,所以当时处境极为困难。

    2月29日起,敌人在白川部署下,再度开始新的总攻,在八字桥、天通庵等地都展开激战。天通庵附近,敌我相持八小时。我六十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日军全部退却。其他各处战斗,也都极为剧烈。闸北八字桥形成拉锯站,我方三失三得,伤亡不少。敌人死伤极大,遗尸累累。

    3月1日敌又开始新攻势,闸北战线,日军冲击未得逞;江湾方面,日军向杨家楼方向扑攻,用重炮、钢炮、野炮和飞机连续猛轰,不断乘势进袭,白刃相接,血肉横飞。七十八师一五五旅扼守广肇山庄附近,仅营连长就死伤十二人之多,士兵死伤过半。庙行方面,敌从两路进犯,我军全力抵御。我又调浏河一团增援,终将一度失去的战地夺回。但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已调到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敌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至浏河沦为敌手。浏河的危机情况十九路军是知道的,所以请军政部速派两师驰援浏河,但军政部置之不理。浏河失陷后,我军侧面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我军苦战月余,关并日夜不得休息,后援不继,休整无暇,但士气始终旺盛,当退守时,无不义愤填膺,决心要雪此深仇大恨。

    3月2日,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了退守待援的电文: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籍,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防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册腿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到5月5日,国民政府与日寇签定了丧权辱国的“松沪停战协定“。从5月9日起,日军自浏河、嘉定、南翔等地撤兵。十九路军也已调离原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至此,松沪会战结束。战中,十九路军,第五军伤亡失踪官佐919名,士兵13882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