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五十一章 再进武汉

西方蜘蛛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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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胁坂次郎的护送,一路上算是有惊无险。

    之所以叫有惊无险,这一路上一共遭到了两次游击武装的袭击。

    也不知道是国军的游击队,还是四路军的游击队。

    总之乒乒乓乓打的非常热闹。

    负责护送的五名日军,还是很有军事素质的。

    遭到袭击之后,他们立刻就地构筑防线。

    他们并不主动出击,而是凭借汽车和地形防御。

    他们也很清楚,这些游击队一旦攻击不利,担心会吸引到附近日军,很快就会撤退。

    孟绍原也在那里想,九死一生都过来过了,万一真的死在自己人的手里,那可就太不划算了。

    还好,孟绍原活着进了武汉。

    孟绍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能给他一丝缝隙,但凡只要让他看到一丝光亮,他就会像条泥鳅一样钻进去。

    胁坂次郎成了他的护身符。

    用来让他在武汉能够相对自由活动的一张护身符。

    武汉沦陷之后,武汉便沦为了人间地狱。

    国民政府的军队从武汉撤退时,曾经留下不少的粮食在汉口特三区天主教堂内堆着,准备给未及退出的难民果腹。

    日军侵占武汉后,将特三区里的难民全部赶了出来,难民的粮食完全被日军夺去了。

    但是,日军虽然夺去了堆积如山的粮食,却无法搬运,走遍武汉市区,也拉不到一名壮丁。

    于是竟异想天开,以“怜恤难民”为名,印制许多传单到难民区散发,传单上面规定,每个难民可以自带扁担箩筐至天主教堂买米,每担米只要法币五元,以示赈济;凡是买米的人,只要有扁担箩筐随身,即可通过敌军哨岗,不需通行证,抵达天主教堂后,先交款领证,在证上填明“劳苦者”,“营商者”,“自食者”,然后凭证挑米。

    饥饿中的难民,得此消息,不知是敌人鬼计,纷纷前往购米,果然沿途毫无留难,而且挑米时,每石米还可另送一斗或数升,在场的日军和汉奸对难民说:这是皇军的特殊恩惠。

    哪知挑出天主教堂后,沿途布满哨岗,哨兵,命令难民依其指定的路线行走,不久便到了江边,所有的米都被敌兵迫令挑上敌军运输船,难民才知道是上了当。

    上船后,扁担箩筐完全不准带走,身体不壮的人就被赶上岸,身体稍壮的人都被扣留在船,听敌军使用。

    此外,日军还在武汉到处穿堂入室,抢掠财物,如“太平洋”、“璇宫”、“扬子江”……等大旅社的器具什物,都被运上敌船装走。

    普通居民的门窗,也被敌军和日本浪人拆去。

    武汉市民更是苦不堪言。

    最有名的就是三块砖和八块钱。

    此时的武汉市民完全失掉了自由,如果没有由汉奸或日本浪人手里买来的“通行证”,休想出门一步。

    即便有“通行证”在手,行路时也得小心,经过敌军岗哨时,必须脱帽鞠躬才准通行,否则便要尝尝“三块砖”刑罚的滋味。

    所谓“三块砖”,一块砖垫住膝头跪下,一块砖捧在两手中高高举起,一块砖顶在头上。

    在这种境遇中,另有一种人,借机敛钱,作活通行证,那便是白俄。

    凡是无“通行证”而必须出门的人,都要请一名白俄领路,沿路向日军哨兵敬礼,便可通行,这种领路的代价,每次法币八元,而且包接包送。

    有几个住在法租界内的人,便是用这种方法,由法租界至特三区,又由特三区回法租界。这是日军有组织的敛钱方法,白俄所得的领路费,只能收用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献给日军。

    除了“通行证”外,又有“良民证”。

    日军对武汉的管理十分严格。只有在武汉的常驻人口才有可能被颁发一本所谓的“良民证”,如果是从外地逃难来汉的人根本无法取得该证。

    持有这个“良民证”的居民,每天要将证件放在自己的身上以备抽查。

    当时在武汉很多要道都设置检查的关卡,没有“良民证”的人随时有可能被抓。日军将所有的居民每10户绑定在一起,彼此保证不违抗日军的管理,不参与地下反抗组织等活动。

    只要10户中有任何一户的家人出现上述行为,其他9户都有可能遭受牵连,甚至被杀害。

    至于孟绍原那个时代,电影电视里在武汉来去自如的中国特工,大杀日寇汉奸的场面,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秘密的抵抗组织有,但他们充其量只能在日军驻地附近进行一些小的破坏活动。

    而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将武汉城内的情报秘密的传递出去。

    军统曾经想在武汉进行一次暴动,结果还在筹备,就是因为“良民证”和“连坐法”,让这次行动彻底暴露,军统四人被击毙,十四人被俘。

    “良民证”是日本人的一大“发明”,这本小小的证件,在抗战前中期帮了日本人的大忙。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和“派出所”是日本人带来的一样,“良民证”这也算是中国现代户籍制度的雏形吧。

    负责管理武汉的,一共分成三个部门。

    一个是驻扎在汉口利冰厂大楼的“宪兵汉口队本部”。队长美座时成大佐。

    一个是安清帮头子计国祯出任会长的“武汉治安维持会”。

    维持会各机关由日军派出的“嘱托”控制,“总嘱托”为日本人浅见敏彦。

    第三个,则是正在筹备成立中的武汉特别市政府。

    这个伪政权日本指定的市长叫张仁蠡。

    张仁蠡也许没几个人认识,可是说起他的父亲,那就大名鼎鼎了:

    清末名臣张之洞!

    张仁蠡是张之洞的第十三个儿子!

    而负责武汉情报工作的,则是与宪兵队密切合作的日本驻武汉特务机关机关长芳贺则江大佐。

    所有的机关,都统一受日本华中派遣军最高司令官领导。

    武汉沦陷后,珞珈山成为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司令部,为了慰藉日军的思乡之情,从日本引种来樱花在武汉大学老斋舍前种植。

    谁料到几十年后,武汉大学的樱花竟然成了一景。

    孟绍原进入武汉,有了胁坂次郎的人加持,自然畅通无阻。

    他也大方,给了一路上负责保护自己的五个日本兵一笔钱,弄到日本兵反而连声向他道谢。

    可孟绍原这才刚刚开始,他带着索菲亚、艾莉森和五个日本兵直奔宪兵汉口队。一到门口,便让那个带队曹长前去报告,说是从咸宁防区来的,请求见到美座时成大佐。

    听说是胁坂次郎那里来的,又是国际记者,担负着确保武汉亲善大会顺利召开重任的美座时成,不敢怠慢,立刻派人将他们接进来。

    “那么,就到这里吧。”孟绍原立刻对那五个日本兵说道:“一路上,辛苦了。”

    “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将来有机会再见。”带队曹长,对着孟绍原深深一个鞠躬。

    孟绍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美座时成很快就会知道。

    来的人,和胁坂次郎的关系很近。

    他不但派出了人亲自护送,而且护送的人还特别的尊重“木村拓哉”。

    汉口宪兵队本部一共分成四个部门。

    负责财政、给养、人事的庶务课;负责警务、交通的警务课;管理日军军纪的司法课;以及负责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大名鼎鼎的特高课。

    孟绍原让索菲亚和艾莉森留在了外面等着,自己单独一个人去见了美座时成。

    “大佐阁下。”一进去,孟绍原立刻说道:“能够在这里见到您,那是我的荣幸。”

    “木村君,辛苦了。”美座时成点了点头:“这次武汉亲善大会的重要性,我想你也知道了,那些国际记者,必须要充分的利用起来。”

    “是的,大佐阁下!”孟绍原紧接着说道:“这次见到您,我有两个请求。第一,是给那两个记者安排一个住处。”

    美座时成拿起电话,很快便办妥了这件事。

    “她们安排好了,我可以说第二件事了。”孟绍原面色严肃:“我请求您让芳贺则江机关长阁下立刻到这里来。”

    “哦,是有什么事吗?”一听说要让另一位负责武汉情报工作的机关长来,美座时成问了一声。

    “大佐阁下,我不必隐瞒什么了。”孟绍原极其认真地说道:“我其实既不叫木村拓哉,也不是什么刘德华,我的真名叫岛本鸣海,代号‘骄阳’,受广州情报机关机关长大冈佐保直接领导,奉命在南京进行深度潜伏,帝国占领南京之后,我随后到达长沙继续潜伏!”

    这是他第二次使用岛本鸣海的身份,前一次是在第一次认识羽原光一的时候!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骄阳”岛本鸣海是真实存在的,他奉命深度潜伏,自由行动,美座时成肯定会去核实他的身份,而得到的结果是真的。

    但除了大冈佐保本人,没谁真的认识岛本鸣海是谁!

    果然,一听到这些话,美座时成立刻重视起来,他再度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我是美座,请立刻请芳贺大佐来我这里。”

    孟绍原知道自己新的表演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