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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与经济原因，庄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我的知识盲点，我想多听听。”小胡希望我们有更多交流的时间。
自从他离校几年来，他几乎与世俗的人，很少有交往与长谈了。他的知识结构及人生经历，很难碰上有思维对等碰撞并兼具观点包容性的人。
而我与万老师，何尝不这样想呢？还有一天就要回庙了，我们都有个感觉，这次修行后，大家很可能难再见面。再难碰到如此合适的聊天对象了。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不要说相望一行难，就是经常见面都很难。不要说遇到知音难，就是找到一个可以争论的对象，都非常难。人生注定是孤独的，注定是不停地向熟悉告别。偶尔的相聚，也是因缘俱足的结果。
“听了庄老师的介绍，我有一个想法”万老师这是要发挥了：“所有事物，如果不加控制地发展，总是要走到它的反面。这好像是规律，也叫灭亡的规律。”
“你真敢用词啊”小胡说到：“具体点，怎么说？”
“好吧，我试着总结一下”万老师说到。
“不管是佛教还是其他宗教，只要其宗教存在，宗教经济也必然存在，宗教经济只是世俗经济的一个部分。其特殊性在于，宗教经济主要以创教者的思想理论作为核心商品在世间中流通，产生财富。世俗经济往往以创造性，实用性的物质作为核心商品在世间流通，产生财富。”
他果然是高手，把物质与精神都当成商品交换的客体，这种分析方法，很适应哲学分析的框架。
“宗教经济产生的根本是宗教团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如同其他世俗经济实体一样必然经历起步，发展，扩张，衰败，甚至消亡等过程。如文章所说的佛教经历几次衰败，也就是这些过程的体现。当然，如果能够领悟佛教思想理论，佛教中有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带领学佛者正确的发展佛教经济，佛教是可以在精神和物质中平衡发展从而避免不断扩展，衰败的轮回，但这只是理论上的。”
“当今的佛教一盘散沙，各拿一本佛经，各讲一套佛法，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及自我监督，众生监督的思想体系。导致当今佛教自身乱象丛生，或自立为佛，或篡权废法，或借佛之名，明抢豪夺，暗取鲸吞等等不堪入目。从理论上解读，今天的佛教在无止境的扩张时期，如果学佛者还不能理性对待，佛教的再次衰败也已经不远了。”
确实有这个感觉，内部不统一团结，这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部市场的力量与经济的诱惑，会促使这个团体的迅速崩溃。
“想要佛法常驻，我认为当今佛教界必须需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一个佛教界都能认可的统一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必须要有自我监督，众生监督的功能；第二、淡化佛教宗派的分别，不管是哪个宗派，如果是在佛教体系内，其根本就是佛教思想理论的一部分，只有淡化了这些宗派的分别，佛教思想理论才能其实的贯彻执行，才能真正的做的普度众生；第三、佛教扩展的有序，佛教经济收入的透明性，可监督性。”
不搞个一二三，好像不叫讲课。不提出问题及解决的思路，不是好的老师。万老师一旦用讲课的姿态来说话，思路就相当清晰。
“我个人认为，当今佛教应该大力宣扬佛在各经典中所说的“善”。“善”容易监督，经济透明。持戒修行，经济分配等，因为善而必须曝光于众生，“善”也可以让所有的宗派得以统一归位于之下。佛教真正的振兴指日可待。”
听他说完了，我问到：“你的意思是，不管是内部整合还是外部监督，总之是一种自我控制的方式，要不然，过多的经济及宗教影响溢出，产生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效应，那它就危险了，是吧？”
“是这个意思。历史上的事，包括三武灭佛，不都是因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逆缘俱足，才产生的恶果吗？”
小胡说到：“这方面我知道得少，庄老师，当时，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运动，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万老师也表达了想听意思，我就简要说了一下。“有人说三武一宗的事，我只讲三武的事。也许，各种恶因聚焦，导致恶缘成熟，结出了恶果。”
“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按时间顺序，得先说魏太武帝。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
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太平真君六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影响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接下来就得说北周武帝宇文邕了，他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灭佛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际，曾要求宇文护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护掌握。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天和二年，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建德三年，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最后，是我们最熟悉的唐武宗了，唐武宗会昌年间之排佛事件。世称会昌法难。元和十四年，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
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
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三年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
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早在会昌二年，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从会昌二年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我在讲述过程中，小胡给我倒了好几次茶，而万老师，不时也提出一些问题。最后，万老师说到：“按历史上的记载，这三武灭胡的原因，各不相同？”
“那只是触发原因不同而已。”小胡纠正了万老师的说法，这很少见。我们说话时，他更多时是倾听或者是提出新的观点，反省直接反驳的。
“要按触发原因，北魏时期，是因为佛道相争，是宗教原因。北周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原因，他不仅是灭佛，也灭道，为了统一思想和政权，改善财政。会昌时期，最开始是因为政治与文化原因，毕竟韩愈捍卫的是儒家。但归根结底，一个追求自我解脱的宗教，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如此之大，已经超出了它应该有的位置和影响范围。也就是入世过度，造成了反弹。”
我理解，小胡的“入世过度”，相当于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