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40—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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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别人面前，我叫他卢克，但对我来说，他永远是“德国仔”。他叫我“薇薇”——听上去有点像“妮芙”，他说。

    我们决定在赫明福德安家，好让我经营商店。我们会在离尼尔森家几个街区的小街上租个小屋，楼下有四间房，楼上一间房。碰巧赫明福德学校要雇个音乐老师（也许尼尔森先生也帮了点忙，他可能在扶轮社聚会上跟校长提了几句）。“德国仔”没有扔掉明尼阿波利斯大饭店里的周末演出，星期五星期六晚上我就陪他同去，在酒店里吃晚餐，同时听他演奏。到了星期天，他则在路德会恩典堂弹奏管风琴，接替原来那个死活不肯动脚的风琴手——那位风琴手听了人们的劝告，觉得是时候退休了。

    当我告诉尼尔森太太，“德国仔”已经向我求婚时，她皱起了眉。“我还以为你说过，你根本不想嫁人呢。”她说，“你才二十岁。你的学业怎么办呢？”

    “学业怎么了？”我说，“我的手指上多了枚戒指，不是一副手铐。”

    “大多数男人希望自己的妻子守在家里。”

    当我把这些话讲给“德国仔”听时，他哈哈大笑起来：“你当然得去拿个学位啦。那些税法可复杂得很！”

    两个人能有多南辕北辙，“德国仔”和我就有多南辕北辙。我实际而审慎，他却冲动而直接。我习惯在太阳升起前起床，他却把我硬拽回床上。他完全没有数学天赋，对商店记账也一窍不通，而我在家算账，支付税费。在遇见他之前，我喝酒的次数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他却喜欢每晚喝杯鸡尾酒，声称这样能让他放松，也让我放松。因为在农场的经历，他用起锤子钉子来得心应手，但他经常半途而废。正值冰雪肆虐之际，防风窗却堆在角落里，一只漏水的水龙头被拆开来，零件散得满地都是。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找到你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而我也难以置信。仿佛在我的昔日之中，有一段重获了新生，与它一起醒来的是我曾苦苦压抑的一切感受：失去太多的哀恸，无人可诉的哀恸，把一切藏在心里的哀恸。但“德国仔”就在一旁见证，他知道我是谁。我无须戴上假面具。

    星期六早晨，我们起床的时间会比我一个人时迟一些。商店到十点钟才开门，“德国仔”也用不着非去哪里。我在厨房里煮好咖啡，把两只热气腾腾的马克杯端回床上，我们在柔和的晨光中一起待上好几个小时。无比渴盼再加上得遂心意，我简直如在云端，盼着触碰他那温暖的肌肤，感受肌肤之下的筋腱与肌肉，它们噗噗脉动，生气勃勃。我依偎在他的臂弯里，在他的膝盖窝里，他弓起身子贴着我，呼吸轻拂我的脖子，手指抚过我的轮廓。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久久回不过神，懒洋洋，慢悠悠，恍恍惚惚，心神不定，只顾当下。

    “德国仔”告诉我，就算当初流落街头，他也从未有过在明尼苏达州时那种孤独的感觉。在纽约，男孩们总是互相开些恶作剧玩笑，把吃的穿的凑起来。他怀念拥挤的人群，怀念混乱和嘈杂，怀念黑色T型车咔嗒咔嗒地开过鹅卵石街道，怀念街头摊贩烘焙花生糖的香味。

    “你呢……你曾经希望重回往昔吗？”他问。

    我摇摇头：“我们的生活太苦了，我对那地方没什么幸福的回忆。”

    他将我拉到身旁，用手指沿着柔软白净的前臂下方轻抚着：“你的父母曾经觉得幸福吗，你觉得呢？”

    “也许吧，我不知道。”

    他把发丝从我的脸上拨开，用手指抚摸着我的下巴轮廓，说道：“有了你，我在哪里都会觉得幸福。”

    尽管他就爱说这种话，我却相信是真话。这段情让我突然多了一双慧眼，于是我心知，我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时从未觉得幸福，也许无论怎样也永远不会幸福。

    十二月初一个温暖的下午，我在店里跟眼光敏锐的会计经理玛格丽特一起查订货。收据和表格摆得满地都是，我正一边琢磨要不要比去年多订些女装长裤，一边端详产品目录里的流行款和Vogue（一本综合性时尚生活类杂志）杂志、Harper's Bazaar（一本高端时尚杂志）杂志。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低，播着摇摆乐，这时玛格丽特抬起一只手，说道：“等等，你听见了吗？”她急匆匆地向收音机奔去，扭动旋钮。

    “现在重播一则特别报道。罗斯福总统今天发表声明称：日军空袭了夏威夷珍珠港，并对瓦胡岛上所有海军及军事活动发动了进攻。目前伤亡人数不详。”

    就这样，一切天翻地覆。

    几个星期后，莉莉到店里来看望我，她的眼圈泛红，泪水濡湿了脸颊。“理查德昨天乘船出发了，我甚至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们只给了他一个编了号的邮寄地址，让人看不出一点头绪。”她一边用皱巴巴的白手帕捂着脸哭，一边说，“我还认为这场蠢兮兮的仗该打完了呢。为什么我的未婚夫一定要去打仗？”我抱住她，她紧搂着我的肩头不放。

    一时间，鼓励人们参军拥军的海报遍地开花。许多物品转眼成了配给品：肉类、奶酪、黄油、猪油、咖啡、糖、丝绸、尼龙、鞋。面对薄薄的蓝色小册子，我们的经营之道整个变了样。我们学会了给配给票找零：红色配给票就给红色代币当找零（用于肉类和黄油），蓝色配给票就给蓝色代币当找零（用于加工食品）。那些代币是用压缩木纤维做成的，大小跟十美分硬币差不多。

    在店里，我们募集女人们没用过几次的丝袜，以供降落伞和绳索之用，同时募集金属罐和钢制品，以供回收废金属之用。收音机里一天到晚播放着《布基伍基舞会》那首歌。为了紧跟时代气氛，我调整了进货，订购了大批礼品卡、薄薄的蓝色航空邮简、几十种大小各异的美国国旗，还有包装好的牛肉干、保暖袜和一副副纸牌，供大家寄到海外。店里上货的伙计铲起了车道，送起了杂货和包裹。

    跟我同一个班毕业的男生们纷纷参军开拔，每星期都有一场道别聚会，要么在教堂地下室，要么在罗克西大厅，要么在某人家中。朱迪·史密斯的男朋友道格拉斯就在第一拨里。满十八岁那天，他去了征兵办公室，报名参了军。紧接着轮到急性子的汤姆·普莱斯，他出发之前，我还在街上遇到他，他告诉我参军也没坏处——打仗会送你去旅行，送你去闯荡，还能领着薪水跟一大群人瞎混。我们没有谈打仗的风险，但我想象的是个卡通版，子弹翻飞，每个小伙都是超级英雄，在枪林弹雨中疾步飞奔，所向披靡。

    我班上足足四分之一的小伙子志愿参了军。等到开始征兵以后，越来越多小伙子收拾行装离开了。有些平足、严重哮喘和半聋的小伙子漫无目的地在商店过道里晃悠，我不禁替他们难过：这些小伙子的哥们儿都走了。身穿着便服，他们似乎有些迷茫。

    “德国仔”却没有随大溜。“让他们来找我吧。”他说。我不愿相信他会被征召，“德国仔”毕竟是一名老师，教室需要他。但没过多久，局势就已经明了，“德国仔”入伍只是迟早的事情。

    “德国仔”动身前往亨内平县37斯内灵堡进行入伍训练的那一天，我取下脖子上那条项链的克拉达十字架，用一块毛毡裹起来，塞进他胸前的口袋，告诉他：“这样我就会守在你左右了。”

    “我会用生命守护它。”他说。

    我们的来往信件谈的全是渴盼与希望，隐约提到美军的使命是多么重要，也谈他的训练到了哪些重要关头——“德国仔”通过了体能测试，还在机械能力倾向测试中拿了高分。他因此被招进了海军，顶替“珍珠港”一役中损失的人手。没过多久，他就乘火车去圣地亚哥进行技术训练了。

    他离开六个星期后，我写信告诉他，我怀孕了。“德国仔”回信说，他开心得简直要飞起来。“想到我们的孩子在你肚子里一天天长大，我就能撑过这些苦日子。”他写道，“得知我终于有了一个等待着我的家，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心想打完仗回家。”

    我成天觉得累，觉得恶心欲吐。我想赖床，但心知让自己忙起来更好些。尼尔森太太建议我搬回去跟他们一起住，她说他们会照顾我，做饭给我吃。养父母担心我瘦得不像样。但我更喜欢自己待着。我已经二十二岁，习惯了像个成年人一样生活。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变得前所未有地忙，白天整天在店里工作，晚上则做义工，要么打理废金属募捐活动，要么组织给红十字会寄物品。但在忙碌背后，我的心中却隐隐有一丝惧意：他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

    在写给“德国仔”的信里，我尽量不唠叨我成天感觉多么反胃——医生告诉我，那是宝宝在我肚子里蓬勃生长。我告诉他的是，我正在给宝宝缝被子，先是用报纸剪纸样，后来用的是细砂纸，不过细砂纸会粘布料。我挑的那一款四角带有编织花色，跟篮子的编织花纹差不多，边缘缠绕着五股布料。图案喜气得很：黄色、蓝色、桃色和粉色印花布，每个方块中间再加上米白色三角形。在墨菲夫人家缝被子的女人们（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大家把我当作女儿看待，为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里程碑欢欣鼓舞）对这床被子格外上心，亲手一针一线用细密的针脚缝制。

    “德国仔”的技术培训和航空母舰飞行甲板培训结束了。到圣地亚哥一个月后，他得知自己不久就要开拔。鉴于所受的训练和惨淡的战局，他认为自己会被送到中太平洋扶持这一地区的盟军，但没有人敢下定论。

    奇袭、技巧，再加上力量——这正是制胜的法宝，海军军方对水兵们说。

    中太平洋。缅甸。中国。这些不过是地球仪上的一个个名字。我取出店里出售的一张世界地图（地图被紧紧地卷好收在立式卷轴里），在柜台上摊开，用手指掠过临近海岸线的城市仰光，掠过更加往北、更加深色的山区曼德勒。我已经对他前往欧洲做好了准备，即使远至俄罗斯或西伯利亚。但中太平洋？那也太远了，远在地球的另一头，我简直想象不出来。我去了图书馆，朝桌上堆了一摞书，地理书、远东历史、旅行日志。我了解到缅甸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毗邻印度、中国和暹罗。该国位于季风区，沿海地区全年降雨量约为两百英寸，而这些区域的平均温度接近华氏90度，边境线的三分之一是海岸线。作家乔治·奥威尔出版过一本名叫《缅甸岁月》的小说，还写过几篇讲述当地生活的随笔。读着这些作品，我感觉缅甸离明尼苏达州远得不得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慢腾腾地过去了，生活安静而紧张。我收听收音机，匆匆翻阅《论坛报》，焦急地等待着来信。“德国仔”的信一到，我就狼吞虎咽地读起来，一目十行地找着信里的新消息：他还好吗？吃得好吗？身体好吗？除此之外，我苦苦纠缠于每个字的语调和语气，仿佛他的话是我可以破解的一种代码。我举起每封薄如蝉翼、蓝色的信，呼吸它的气味——他曾经握过这封信。我用手指轻抚过一个个字——那一个个字都出自他的笔下。

    “德国仔”和他的同船兵士都在等待命令。无论是临上阵前在黑暗中进行的飞行甲板训练，还是水手们的行装，从军粮到弹药，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圣地亚哥天气热得很，但他们接到警告，说是即将开拔的地方热得更厉害，几乎无法忍受。“我永远也没有办法习惯高温。”他写道，“我怀念凉爽的晚上，牵着你的手沿街而行。我甚至怀念该死的雪，还真是从来没有料到我会说这话呢。”但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想念我。阳光下我的红发，我鼻梁上的雀斑，我褐色的双眸，我肚子里的孩子。“你一定长胖了。”他说，“我能想象出那一幕。”

    此时此刻，他们在弗吉尼亚州的航空母舰上。这将是他出发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他会把信交给上船给他们送行的一位牧师。“飞行甲板长达八百六十二英尺。”他写道，“为了区分工种，我们穿成七种不同的颜色。作为一名维修技师，我的针织衫和头盔是难看的绿色，跟煮过头的豌豆颜色差不多。”我想象他站在大洋之中的跑道上，了无生气的头盔下面藏着一头秀美的金发。

    随后三个月，我收到了几十封信，都是在他写完信好几个星期以后才收到，有时候一天还会收到两封，全看信件是从哪里寄出的。“德国仔”告诉我，船上的生活很乏味，他在训练期间结识的好友——同样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吉姆·达利教会了他打扑克牌。他们两个人会长时间待在船舱里跟士兵们打牌，打牌的人换个不停，牌局却永远也不收场。他谈起他的工作，谈起遵守纪律是多么重要，谈起他的头盔又重又不舒服，谈起他已经渐渐习惯飞机起飞降落的轰鸣声。他谈起晕船，谈起闷热的气候，却绝口不提战斗，不提被击落的飞机。我不知道是因为规定不许提，还是因为他不想吓到我。

    “我爱你。”他一遍遍地写道，“我简直受不了没有你的生活，一心盼着早日见到你。”

    他用的是些流行歌曲里的习语和报上的诗，我写给他的信也差不多一样俗套。我倒是对着信笺苦苦寻思，只待鸿雁传情，可惜只想得出同样的词语，同样的词序，只好盼着字词背后的深情能让整封信变得字字珠玑。我爱你。我想念你。小心。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