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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认为,这一辈子,不管爱得有多么轰轰烈烈,当天人永隔时,爱情也会寂寂散场。说这些话的人,他一定不知道,有一位女人,活在对亲人的思念中走过了这一生。在弥留之际,她轻声地问:“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要有多勇敢,对一个人才能这样恋恋不舍?又要有多勇敢,在天各一方时还能这样念念不忘。
她就是莫斯科的芬娜,作为台湾的第一夫人,她更愿做的,应是蒋经国一个人的“第一夫人”。
蒋经国与芬娜相逢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在有关每一段才子佳人的想象里,他们无不是在鲜花芳菲的四月,或是落花满阶的暮春相遇,开始“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初见。然而,现实生活的残酷不容许我们太多浪漫的想象,比如说蒋经国与芬娜。他们初遇时,身旁不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只有残酷的政治黑暗和寒冷的西伯利亚的空气。
孙逸仙大学在苏联共产党的努力下,在莫斯科成立。该学校的主要生源是中国留学生,主要教授马列主义。出于政治的需要,也是为了送子出国深造,十六岁的蒋经国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向往已久的苏联。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无论是在学业还是实践各个方面,都过得一帆风顺。他不知道,灾难已经悄悄地接近,不知不觉中,他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恶化,国共合作第一次破裂。在此期间,蒋经国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他说:“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这一声明也是日后蒋介石对他不满的主要原因,然而,“虎毒不食子”,蒋经国最后还是取得了父亲的原谅。
因为蒋经国特殊的身世,他在苏联饱受苦难。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后因表现良好,将其调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就是在这里,他邂逅了一生的爱情。
这段异域情缘,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下,越发地神秘,也为他们的爱情覆盖上一层迷离的美感。或许,这就是爱情,兜兜转转,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说,加班到深夜的蒋经国在回宿舍的路上,看到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纠缠一个女人,意图不轨。于是,蒋经国上演了一幕“英雄救美人”的戏剧,三拳两脚就将那个男人打翻在地。他救下的这位女子,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芬娜。这个夜晚一如继往的寒冷,然而,芬娜眼中的光芒足以映亮黑夜、融化冰冷,这种力量叫作爱情。女人的天性使然,她们都喜欢强大的男人,他可以有一副并不高大的身板,但一定要有一方坚强的臂湾,芬娜也不例外。她在这位来自中国的男子身上遗落了一颗芳心。
四季轮回,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春天,或许,因为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春天是与众不同的。你的眼里,不再是单纯的绿、红、黄、紫,而如万花筒一般,呈现出缤纷绚丽的色彩。1935年的春天,在芬娜的眼里,应该是幸福的颜色吧。她与蒋经国的婚礼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俱乐部内举行,《国际歌》在他们的婚礼上奏响,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昭示,他们一生,注定要活在政治的背景下。
婚后的生活有甜蜜,也有苦楚。爱伦的出生,给蒋经国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这个自少年时代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人,首次享受到家庭的温暖。由于蒋经国特殊的身份,他们无法像一对平凡的夫妻那样,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芬娜的肩上承担了太多对丈夫的忧虑。
1936年12月12日,中国爆发西安事变。身在他乡的蒋经国忧心忡忡,屡次向苏联政府申请回国,均没有得到批准。与此同时,他候补共产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并且还被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对于这段岁月,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载道: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我。这六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1936年,中苏两国关系得到缓解,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据他回忆说:“临行前,委员长夫人曾告诉我说,委员长希望他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回国。”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同意放蒋经国回到中国。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蒋经国,并对他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13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国家和人民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937年4月,蒋经国携芬娜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一时间,蒋经国可谓是百感交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鬂毛衰。”对他来说,这是故土,是家乡。然而,对于蒋方良来说,她在这里是异客。她跟随丈夫,穿越了千山万水,来到他的祖国,她头上顶着太子妃的光环,不仅仅意味着,她要从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还意味着,她必须得到这个中国“第一家庭”的认同,甚至是全国人民的认同。
在爱伦出生的时候,蒋经国曾寄相片给蒋介石,对这位洋媳妇,蒋介石自然是不陌生。然而,当金发碧眼的儿媳站在他的面前时,蒋介石一时之间还是无从适应。经过两三个月的相处之后,蒋介石发现,芬娜体贴、婉约、孝顺,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妇女,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蒋介石亲自为她取名“蒋方良”,取方正贤良之意。
回到溪口之后,遵循母亲毛福梅的意愿,二人又补办了一场盛大的中式婚礼。不久,蒋经国赴赣南上任,蒋方良跟随婆婆毛福梅在溪口居住,开始了她在中国的生活。
语言是蒋方良遇到的第一关,她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已经能用中国话和人流利地交谈了。第二关是饮食,在俄国的时候,经常是一片面包,一盘土豆泥就度日子,面对中国复杂的吃食,蒋方良一时间很难适应,经常吩咐厨师把菜做淡点。然而就是这个起初连口味都无法适应的俄国姑娘,日后竟然可以煮出一桌子拿手的宁波菜,连蒋介石都为之赞叹。第三关也是最难的一关,就是中国的礼节。自古以来,中国就以礼仪之邦著称。其礼节之繁复,就连中国人都无法尽数掌握,而蒋方良就在这方面吃过亏。
1949年清明节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到溪口祭祖。他在母亲王采玉的坟墓前躬身下拜,并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轮到蒋方良时,她只是在墓前鞠了一躬,这让事母至孝的蒋介石情何以堪,他连声怒斥“不懂礼节”。
十七年之后,在蒋方良五十岁的生日上,蒋介石亲笔手书“贤良慈孝”送给她留念,这是对蒋方良在礼节上所下功夫最大的肯定。
“方良”二字,可谓是实至名归,就连蒋介石对她也是交口称赞。他曾经对蒋经国说过,蒋经国在苏联最大的成就就是给他领回了这个洋儿媳。而对蒋介石,蒋方良也是极尽孝顺之事,蒋经国曾记载说: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三十八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五十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请人将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以家中病妻为念。
昔日芬娜,今日方良。她把少女时代的芬娜留在了故国,那片虽然寒冷,却承载了她自由的土地。如今,生活在中国的,是一位低调、隐忍,名为方良的坚强女子。